伊 拉 斯 谟(1)

每一本书在写作中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它出现在前50页，有时则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来。实际上，一本没有遇到过危机的书，就好比是一个没有出过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隐藏着什么问题。

这本书的危机几分钟前刚刚出现，因为现在我感到，在1925年写一本主题是宽容的书籍，似乎显得很有些荒唐。迄今为止付出的全部劳动看起来都是浪费时光。我本来想把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怀特的著作堆起来，用我自己的书籍把它们引燃，一把火烧光。

这该怎样解释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位作者用过长的时间对一个主题冥思苦想，心情必然会感到有些烦躁。其次，是担心这种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再次，还担心这本书会为那些不太宽容的同胞提供素材，让他们顺手从中找出一些事实作为为自己的恶劣行径辩解的依据。

但是除了这些问题（大多数严肃书籍都有这些问题）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那就是“体系”的问题。

一个完整的故事必须有开头、有结尾。这本书已经开了头，但是它能有一个结尾吗？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举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都打着正义和公正的旗号，骨子里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绘出当专制（不宽容）被抬高为美德时，人类陷入的苦难日子。

我可以对专制进行谴责和嘲弄，直到我的读者们异口同声地高声呼喊：“打倒这该诅咒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变得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该怎样达到。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种各样的书告诉你该怎样做。上个星期日我读到一个函授课程的广告，里边有249个科目，这家学院保证把你教得出神入化，而且学费比较低廉。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承诺，能用40（或者400）个课时教会你“如何变得宽容”。

就连被人们认为能够解开很多秘密的历史，也无法在这种紧急时刻提供帮助。

是的，人们能够写出大部头的学术专著，论述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筑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具体的事实。即使缺乏其他资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维护这些东西或者反对这些东西的男男女女的生活。从这些出色人物解决问题的方式，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交往，从他们对饮食的爱好，对烟草的态度，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裤子，我们都能够对他们积极拥护或者强烈痛斥的思想得出某些结论。

但是从来没有把宽容当成自己事业的人。那些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热情工作的人，他们的宽容之举也只是偶尔为之罢了。宽容是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医生或者谦恭的艺术家。国王处理日常事务时，医生为病人治疗时，艺术家制作雕塑时，也许会为宽容说上一两句好话，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并不是他们的终生事业。他们对它感兴趣，和喜欢下棋或者拉小提琴一样。而且因为他们各自属于某一个群体（设想一下斯宾诺沙、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斐逊和蒙田是如何能够成为好朋友的！），所以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之处。不论是当兵的人、测绘人员，还是拯救世界免除罪孽的人，都会在性格中有相通的特质。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很想求助于名言警句。不论碰到什么进退两难的困境，总会有一两句名言警句能够解决。但是对现在这个问题，《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艾萨克?沃尔顿（1593—1683）：英格兰文学家。写过传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本描写钓鱼技巧和乐趣的书。书名为《高明的垂钓者》。，甚至老贝恩汉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记忆中，乔纳森?斯威夫特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爱尔兰讽刺作家，著名的英国散文大师，多是一些辛辣嘲讽人类愚昧与虚伪为主题的作品。曾经说过，大多数人从宗教中学会了痛恨别人，而不是热爱别人。很遗憾，这句金玉良言对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并不能提供什么帮助。有些人拥有的宗教理念并不比任何人少，却竭尽全力地痛恨别人；还有些人完全缺乏宗教的慧根，却对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都充满了慈爱。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找出自己的答案。经过一番必要的思考（但是还掺杂着一种不确定的感想），我想说一说我以为是正确的东西。

那些为宽容而奋斗过的人们，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仰中都掺杂着疑虑，他们可能确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疑虑决不会达到转化为绝对信念的程度。

在当前这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满腔热情地高喊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百分之百地赞同那个。我们也许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迪，它似乎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大家都知道，纯粹由人工养大的小猫小狗都是些笨蛋，没有人把它们从雨中带走，它们就会很容易地死掉；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叫做钢的混合金属；没有哪一个珠宝商会费力做百分之百纯金或者纯银的首饰；不论多么好的小提琴，都是由六七种不同品种的木材制作而成的；至于百分之百地由蘑菇做成的饭菜——谢天谢地！我可不想吃！

一言以蔽之，世上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是混合物，而且我看不出信仰为什么应该例外。除非我们“肯定”的基础上包含有一定量的“疑虑”的合金，那我们的信仰听起来才会像纯银制成的铃铛那样悦耳，否则听起来就会像黄铜制成的长号那样刺耳。

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赞赏，宽容的英雄们才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在个人品行方面，若论信仰真诚，忠于职守，以及其他平常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清教徒检察官的审查。我想说得更进一步些，现在看来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从生到死都可以被称为圣人，但是他们却受自己良心的驱使，成了某个组织公开的死敌，而只有这个组织才有权把普通人加封为天上的圣者。

不过，幸运的是这些人对上天持有怀疑态度。

就像从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就知道的，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十分广大，头脑正常的人绝不会指望解决它。也许他们希望，并且祈祷自己脚下的路最终能够把他们引向安全的目的地，但他们绝不会把这当成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认为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歧途，是通向罪恶的路。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有悖于我们的《教义问答手册》以及伦理学教科书的观点。这些教科书宣扬的是在绝对信仰的火焰照耀下的一个具有高度美德的世界。也许是这样的吧。但是在这团火焰最耀眼的几百年中，各行各业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却很难说特别幸福与舒适。我并不希望什么激进的改革，只是觉得为了有一点儿变化，不妨尝试一下别的光亮，看看那些宽容的兄弟们是怎样看待人间万事的。如果那样做不成功，我们总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体系中。但是如果它确实能够投下一缕宜人的光芒，为社会带来一点儿仁慈和包容，使社会少一点儿丑恶、贪婪与仇恨，人们的收获一定会非常丰富，而所花的代价也会小很多。

吓人的小书孰轻孰重，世间自有公论。我还是回到我的历史上来吧。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之时，也就是最后一个世界公民（取这个字眼最好、最广的含义）烟消云散之际。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社会才重新为包容万物的博爱——这古代世界精英头脑中的精神特质——敞开安全的栖身之所。

我们都已看到，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贸易的复苏，为备受贫穷之苦的西方国家注入了新鲜资本。一批新的城市逐渐崛起，一个新的阶层开始资助艺术。他们花钱出版书籍，还捐款给那些紧随经济繁荣而新建起来的大学。人文学科——就是那些大胆地将整个人类作为试验对象的科学，这时也找到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奋起反叛旧式经院哲学那些狭隘的局限，一些虔诚信徒认为他们对古代智慧和原理的兴趣是邪恶不法的好奇心的表现，他们便与这些守旧的信徒分道扬镳了。

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一小队先锋的故事，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讲述。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谁的功劳能够超过一个性格羞涩的人，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伊拉斯谟。

尽管他性格羞涩，他却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而且他准确地掌握了各类武器中最致命的一种——幽默的远程大炮，成功地令他的敌人胆战心惊。

那些炮弹带着他的智慧做成的芥子气，从四面八方射向敌人的国土。这些伊拉斯谟式的炸弹初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形式的危险。它们没有吱吱作响的导火索，看上去像是新式的花炮，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它们带回家让孩子们摆弄的人吧！它的毒素一定会侵入那些幼小的心灵，而且毒性持久，过上4个世纪，人类都无法免受它的侵害。

说来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出生在北海东岸的泥泞滩涂旁边一个没什么生气的小镇。15世纪时，这片被水浸透的土地上还没有建起那个独立富足的共和国。这里形成了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人们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地带。空气中长年飘着鲱鱼的气味，那是他们的居首位的出口产品。如果说他们曾经吸引过什么来访者的话，也只能是在那该死的岸边触礁沉船的孤注一掷的水手。

但正是这种恶劣环境带来的童年时代的恐惧，激励着这个好奇的孩子积极挣扎，最后终于挣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伊拉斯谟）从一出生就麻烦不断。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和上帝、大自然都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但对私生子却比我们敏感得多。他们对此深感遗憾。这种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他们自然也极力表示反对。除此之外，这些心地单纯的人倒不会惩罚摇篮中无助的小生命，因为这完全不是他自己犯下的罪过。不合法的出生给伊拉斯谟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他的昏头昏脑的父母完全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于是把自己的孩子们（伊拉斯谟还有一个哥哥）交给亲戚抚养，而这些亲戚不是笨蛋就是恶棍。

鹿特丹市这些监护人压根儿不知道拿这两个小家伙如何是好，等母亲一死，这两个孩子就无家可归了。他们先是被送到了荷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德温特一家有名的学校，那里有好几个教师属于“共同生活兄弟会”。不过按照伊拉斯谟后来所写的书信判断，这些年轻人只是在与字面意思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后来，这两个小男孩被分开，弟弟被送到荷兰西部的一个城市戈达，由一位拉丁学校的校长直接监护。这位校长是孩子继承的微薄遗产的3名指定监护人之一。假如伊拉斯谟当年所处的这所学校像我400年后参观时那样糟糕，我只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了。更糟糕的是，几名监护人这时已经把孩子们的钱花得分文不剩。为了逃避起诉（当时的荷兰法庭对此类案件十分严厉），他们匆匆忙忙把孩子送进了斯泰恩修道院，催促他进入圣洁的修行，还说什么“现在他的前途有保障了”。

宽容（美国历史学家，亨德利克威廉房龙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