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 拉 斯 谟(2)

神秘的历史磨盘终于把这段可怕经历碾成了某种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末期，修道院中的僧侣半数以上都是大字不识的乡巴佬和粗手粗脚的庄稼汉。我真不愿意设想，这个敏感的少年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度过终日与他们为伍的可怕时光。

纪律松弛的斯泰恩修道院幸运的是，由于斯泰恩修道院纪律松弛，伊拉斯谟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前任修道院长留下的拉丁文手稿中。他汲取着这些书稿中的营养，终于成了经典学说的活百科全书。这些对他后来的发展大有裨益。他总是搬家，很少有条件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但这似乎并不必要，因为他可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摘取所需的东西。凡是领略过他那厚厚的10卷著作集，或者只读过其中一部分内容的人（现在人们的生命太短暂了），都会赞叹15世纪的“经典知识”意味着什么。

不用说，伊拉斯谟后来离开了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的。这样的人能够用最不可思议的材料，创造出自己的环境。

从此，伊拉斯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他终其一生都在想办法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以避开大批慕名而来的朋友，不受干扰地安心工作。

然而，直到生命的弥留之际，带着童年时代对“活生生的上帝”的渴求，灵魂即将滑入死亡的沉睡时，伊拉斯谟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悠闲”。对于追寻苏格拉底和芝诺足迹的人而言，这样的时刻真是难得的佳境，可惜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到达。

哪里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谟就一定会在那里露面的。这样的迁居过程已经被人们介绍得很多，这里就不必重复详情了。

伊拉斯谟曾经在巴黎研读，那时他是个穷学者，险些冻饿而死。他曾在剑桥讲过学，在巴塞尔出过书。他还曾试图将启蒙的火花带进闻名遐迩的卢樊大学，最终徒劳而返。他在伦敦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还在都灵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运河，对荷兰西南部的希兰和意大利北部的隆巴蒂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希腊神话中遗忘河希腊神话中，冥府中的遗忘之河。死者的灵魂升入极乐世界之前，喝了河中之水，便会忘却尘世的烦恼。的水也不能把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洗去。只要他肯迁居威尼斯，便能够得到一笔丰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学都会向他发出隆重邀请，请他担任一个自己中意的职位，他可以教授课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他偶尔光顾一下校园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总是坚决地谢绝这些邀请，因为这些邀请似乎都意味着久居和依附。在万物之中，他最离不开的是自由。他喜欢舒适的房间，讨厌破败的居所；他喜欢风趣、快活的谈伴，而不愿意与乏味的人交往；他不会把勃艮第那块土地上出产的甘醇的葡萄酒，和亚平宁山地寡淡的廉价红酒相提并论。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须把别人视为“主人”，就没有办法这样过日子。

他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不论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物体，伊拉斯谟都会立即把他智慧的明亮光束投射过去，竭尽全力让其他人看清事物的真面目，剥掉那些装饰，戳穿他无比痛恨的愚蠢和无知。

他在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能够做到这些事，而且既能够成功躲过新教狂热分子的怒火，又避免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这是他一生中招来最多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提起祖先的时候，似乎总是对殉难者怀有一种真切的热情。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支持路德，和其他改革家并肩奋战？”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困扰了至少12代算是有知识的人们。

回答是：“他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呢？”

做激烈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天性，何况他从来没有想过做任何运动的领袖。想告诉世人应该怎样迎接新世纪的人们都有一些自以为正确的信念，但是伊拉斯谟缺乏这种自以为是的感觉。而且他觉得，不见得每次重新规划住房时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确，地基需要修理了，下水道已经过时了，花园里扔满了过去的住户丢下的垃圾和破烂，但是只要房东说话算数，愿意花些钱马上改进，而且给他一定的时间履行诺言，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拉斯谟所期望的就是这些，他也不希望走得太远。尽管伊拉斯谟的敌人轻蔑地嘲讽他为“温和派”，但是他的成就绝对不差于（也许更高）那些极端的“激进派”——从前世上的暴君只有一个，他们却带来了两个。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伊拉斯谟不支持任何制度。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只要改造了个体的人，就可以改造全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发出呼吁，以这种方式对当时的不良现象发起攻击。而且他的手段又十分巧妙。

首先，他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写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恶棍等各色人的。他向每一个不怕麻烦而愿意接近他的人写信，提起笔至少就要挥洒8页之多。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原先这些作品被传抄次数太多，以至于错误百出，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语。他多次试图掌握这种被禁的语言，因此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从骨子里觉得他和地道的异教徒一样坏。这一番话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是事实。在15世纪，有身份的基督徒做梦也不会想到学习这种被禁的语言。它就像现在的俄语一样，被当做一种名声不佳的语言。懂得希腊语会给一个人惹来各种麻烦。它会诱使一个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书》和自己读的译本作比较，而对这些译本，教会都早就保证过是绝对忠于原文的。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他就跑到犹太区去，学会了希伯来文法，这离公开背叛教会的权威只差一点儿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写着奇形怪状的弯弯曲曲的外国书籍，就可能会被当做有秘密革命的倾向。

教会当局时常会突然闯进屋子搜查这些违禁物品，拜占庭难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语言为生的人，经常被赶出这座借以避难的城市。

尽管有种种困难，伊拉斯谟还是学会了希腊语。他在编辑西普里安西普里安（约200—258）：拉丁教父，曾任迦太基的主教。他主张对因受迫害而叛教的信徒实行宽容政策。其著作《论恩宠》和一些信件是了解北非基督教的重要资料。、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文集时，加入了不少附注，这些附注里隐藏了许多对时事的议论，这些东西如果写在单行本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谟发明的另外一种文学形式中，注释的顽皮精灵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腊语、拉丁语格言集。他把那些格言收集在一起，是为了让当时的儿童能够学会用优雅的文字写古文。这些所谓的“格言”评论得妙语连珠，在保守的人士看来，绝不是出自教皇的朋友之手。

最后一点，他还写了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奇特小书。它实际上是为博得几位朋友开心一笑而作，结果不经意间享有了一部文学经典作品的美誉。这本书叫做《愚人颂》，而我们凑巧知道了该书是如何写成的。

那是在公元1515年，世界为一本小册子所轰动。它写得非常巧妙，谁也弄不清它到底是在攻击修道士，还是在保护修道院生活。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文学界的知情人还是能辨认出，这略显反复无常的手笔出自一个叫做乌里希?冯?赫顿的作者。他们猜得没错，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兼罕见的城市游民，的确在这本粗俗又有用的诙谐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为豪。当他听说连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新学领袖都对他的作品称赞有加，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询问详情。

伊拉斯谟与赫顿并非朋友，他那有条理的头脑（反映在他那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上）对这些不重视仪表的条顿作家们向来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人上午为启蒙事业舞剑弄笔，下午便躲进附近的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借此把这个时代的腐败与堕落抛在脑后。

但是冯?赫顿有自己的方式，还的确称得上是个天才，而伊拉斯谟也不失礼仪地给他回了信。他写着写着，渐渐称赞起自己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托马斯爵士一家美满迷人的家庭景象，简直可以作为其他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这封信中，伊拉斯谟提到，作为一个非凡的幽默作家，莫尔怎样给了他《愚人颂》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是莫尔创作的善意闹剧（其中描写了一个地道的诺亚方舟，载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儿、狗儿、一个私人动物园、一个私人业余话剧团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那本令人捧腹大笑，并让他永远留名的讽刺作品。

这本书隐隐约约地让我想起了一部名叫《庞奇与朱迪》的木偶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荷兰儿童的唯一娱乐。这些木偶表演有着大量粗鄙不堪的对话，但是又总保持着一种严肃高贵的道德腔调。场景正中是一个声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员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位破布做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这永远是最令小观众开心不已的场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大木棒在脑袋敲一下，扔进想象中的废品堆。

在《愚人颂》中，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被小心地剥开来，而愚人作为一个受到启示的法医，站在公众一边，用他的评论为公众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他的评论。“中世纪大街”上所有合适的形象都被囊括进来，当然喽，沿街叫卖“拯救世界”的僧侣也逃不掉。他们可怕的无知，故作虔诚的言辞，冒充神圣的夸夸其谈地收买人心，都被拿来毫不留情地击得粉碎。

教皇和他的枢机红衣主教以及大主教们——作为加利利贫苦潦倒的渔民和木匠的忘本的继承人——也上了人物表，在其中的几章登场。

不过，伊拉斯谟的“愚人”可要比幽默文学中常见的玩偶更有丰富的人格。在这本小书中（事实上，在他写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样），伊拉斯谟通篇都在传播他自己的福音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宽容”的哲学。

热爱生活，同时允许别人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守神圣教规的精神，而不对那些教规原文中的逗号、分号深加探究；真正把宗教作为一种伦理体系，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统治形式接受下来。正是由于这些，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痛斥伊拉斯谟是个“心无上帝的恶棍”，认为他是一切真正宗教的死敌，他借那本机巧的小书，用滑稽可笑的词句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在“污蔑基督”。

这些辱骂陪伴着伊拉斯谟一直到他去世，却没有任何效用。这个鼻子尖尖的小个子一直活到70岁，恰好赶上一个给既定的文字加上一字或者减去一字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而他对公众人物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丝兴趣，而且公开这样宣讲。他从不指望凭借剑和火枪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场小小的神学争执便会导致一场国际性的宗教战争时，世界将是多么可怕。

所以，他像一头巨大的海狸，夜以继日地工作，构筑起理智与真知的堤坝，茫然地希望可以挡住日渐汹涌的偏执与无知的潮水。

当然，伊拉斯谟失败了。那些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倾泻而下的恶意与仇恨的洪水是不可能阻挡住的。伊拉斯谟死后没过几年，他的那些著作也全都被冲走了。

但是他的作品如此精致，当沉船的很多残骸被冲上后人的岸边，那些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发现，它们仍然是很好的材料，终有一天还可以用来筑起一道长堤大坝，真正把洪水挡住。

公元1536年7月7日，伊拉斯谟与世长辞。

他死在出版商的家中，他把幽默感一直保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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