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2)

结果呢，欧洲北部和西部人们并没有获得如预想中那样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虽然没有造就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却给世界带来了一部被视为完美无缺的书。

宗教改革没有推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却提升了上千个小的统治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天地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宗教改革没有将基督教世界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半，分成当权者与在野者，分成虔诚信徒与异端分子，却制造出无数个各执己见的小团体，他们彼此毫无共识，还都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怀着深仇大恨。通用的监狱

宗教改革没有追随早期的教会，建立起一个宽容的王朝，而是在取得政权后，就凭借不计其数的问答手册、教义和忏悔筑起坚固的城池，并无情地打击那些胆敢反对官方订立的教义的人。

这无疑是最令人痛惜的。

但是从16世纪和17世纪的思想发展来看，这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路德和加尔文这些领导人物的勇气，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一个相当骇人的词：胆大包天。

路德是一个朴素的奥斯定会僧侣，是德国偏远地区一所新建学院的教授，却勇敢地烧毁了教皇的圣谕，并把自己的反叛主张贴在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加尔文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法国学者，他把一座瑞士小城变成了挑战罗马教廷权威的堡垒。这些人为我们树立起刚强、坚毅的楷模，后世无人可及。

这些“胆大妄为”的勇敢反叛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这些朋友各有各的目的，支持者则想浑水摸鱼，不过这都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当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相搏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欧洲北部大多数国家都会聚集到他们的麾下。

但是，一旦他们被卷入自己掀起的漩涡，就不得不听凭洪流的摆布了。

不久，他们发现必须拼尽全力才能不被洪水淹没。远在罗马的教皇终于明白，这场可恶的骚乱并非只是一些多明我会僧侣和奥古斯丁派的教士之间的争吵，而是一个前法国牧师的阴谋。教皇暂时停止了修建他心爱的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让他的众多资助人很高兴），召开会议准备讨伐。教皇的圣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汹涌而出，帝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反叛的领导者此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起而迎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理智，这在历史上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同是一个路德，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端分子是违背圣意的”，几年之后，当他看到德国人和荷兰人倾向于浸礼教派的主张时，简直失去了理智，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起初，这位无畏的改革者坚持认为，人类自己的逻辑体系绝不能强加给上帝；到了最后，他却把对手用火烧死，而对方的理论显然比他自己的更有说服力。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会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死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黑暗过后的新纪元，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中世纪的忠实子民。

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宽容当做什么美德。当他们无处栖身时，还乐于打出精神自由的神圣旗帜，因为它可以当成与敌人论战的依据。一旦取得胜利，这件可以信赖的武器就被小心翼翼地抛进新教废品库的角落里。在这里，早已堆放了许多别的因为无用而被弃置一边的好东西。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被人忽略，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在写满一箱老式说教的后面发现它。有人捡起它，擦去锈迹，重新把它拿到了战场上投入战斗，但是这些人却与16世纪那些参战者在本质上已经大不相同了。

不过，新教革命对宽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并非革命的直接结果，它在这方面确实收获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起到了多方面的进步作用。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虽然教会从来没有正面禁止人们阅读《圣经》，但是它也从未鼓励普通百姓研读这本圣书。现在，每个面包师、造烛台的工匠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好好地读一读，得出自己的观点，完全不必担心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异曲同工的两座监狱熟悉《圣经》之后，可以驱逐人们对未知神秘事物的敬畏和恐惧心理。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200年中，虔诚的新教徒对《旧约》中的一切，从巴拉姆的驴子到约拿的鲸鱼都深信不疑。胆子大的人即使对一个逗号有疑问，也清楚地知道最好不要随便让人家听见自己怀疑的窃笑。这时候倒不是惧怕什么宗教法庭，但是新教的牧师有时候也能让某个人的生活过得非常不舒适，而且牧师的公开责难带来的经济损失，即使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也常常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民族史，对于这本书的反复不断地研究，必然会带来一些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者从未想到的后果。

假如他们预想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不喜欢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会小心谨慎地使《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不落入非教徒的手中。因为，到了后来，越来越多认真的学生开始把《旧约》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有趣的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书中包含的那些描写残忍、贪婪、谋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可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出的，从内容上看，它应该是仍然生活在半野蛮状态下的民族的写照。

从那以后，很多人自然不会再把《圣经》当成一切真知灼见的唯一源泉。而且，自由思维的障碍一旦被移开，被诅咒了近千年的科学探索，开始汇成洪流，沿着自然的渠道倾泻而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中断了的工作，也从2000年前被丢弃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对宽容的事业来说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专制统治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实际上始终是罗马帝国高度暴虐的精神专制的延续。

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朋友们一定很难表示赞同，但是他们仍然有理由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运动心怀感激，因为它为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因为种种错误做法已经使教会的名字沦为了贪婪、暴虐的别名，教会本身也在想方设法地努力恢复往昔的神圣之名，而且它的成功一度还很辉煌。

16世纪中期以后，梵蒂冈再也不能容忍博尔贾家族。和先前一样，教皇还是由意大利人出任了。要背离这个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红衣主教们如果选举教皇时挑选了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或者其他的外国人，罗马的下层群众一定会把整个城市闹个底朝天。

不过，新教皇的选举是十分慎重的，只有最德高望重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而这些新主人们在忠诚的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公元1534年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而创建。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又被称为“基督连队”。教士辅佐下，开始了一场彻底的大扫除。

赎罪券再不允许出售。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学习（进而遵守）他们的创始人制定下来的规矩。

在文明的城市里，街道上托钵化缘的僧侣消失了。

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圣洁有益生活的热情。人们要为那些不幸的人做善事，诚心诚意地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负的弱者。

即便如此，大部分丧失的领土再也无法收复了。粗略地从某种地理学概念来划分，欧洲的北半部是信奉新教的地盘，而欧洲的南半部则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结果用图表示出来，欧洲发生的实际变化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在中世纪，有一座无所不在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牢。

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这座古老的建筑物，又用它的一部分原材料构建起了一座自己的监狱。

就这样，从1517年起就有了两座监狱，一座为天主教专用，另一座则是新教的。

至少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

但是新教徒没有经过几百年迫害和镇压的训练，因此没能建起对付反对者的樊笼。

大批难以驯服的囚徒从窗户、烟囱和牢房的门口逃跑了。

没过多久，整座建筑物就破败不堪了。

格列高里格列高里（约540—604）：罗马教皇，590—604年在位，他推行修道院制度，整饬教规，强调修道士的苦修和绝对服从，提倡教士独身制。大帝和英诺森三世原先建造的监狱有相同的外貌，却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到了夜晚，异教徒们拉走整车的石头、横梁和铁条，第二天早晨便用这些东西建造他们自己的小堡垒。

小堡垒刚刚建成准备投入使用，还没来得及制定一套新的规章制度贴在门口上，心怀不满的信徒们便蜂拥出走了。这些信徒的上司——现在叫做牧师教长，已经失去了旧日的纪律约束手段（逐出教会、酷刑、处死、没收财产和流放），只能无奈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下定决心的背叛者按照自己的神学主张建立起一套防御壁垒，并大肆宣扬符合他们当前信仰的教义。

这样的过程反复发生，最后在不同的壁垒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无人区”，好奇的求知者可以在这里随意漫步，诚实的人则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毫无障碍地自由遐想。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精神所作的一大贡献。

它重建了个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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