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托马斯：战争不可避免

在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托马斯•斯当东。

小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应该是英国最早的中国通。

1792—1793年，其父老斯当东作为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副使出使中国，小斯当东随行；来华途中，小斯当东跟随使团雇佣的华人翻译学习中文，进步很快，随后在使团谒见乾隆皇帝时用官话和乾隆皇帝直接交谈，一举成名。

1798年他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行服务，任文书，1804年出任货物管理人，1808年任中文翻译。1810年，《大清律例》由他翻译在英国出版，这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译为英文的书。

1816年，升任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派委员会主席（即中方所称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同年，作为副使随同阿美士德出使北京。

1818年，参加选举进入英国议会，此后长期担任下院议员（1826年未得连任，1830年重新当选，1836年和1837年连续两届大选失利，1838年又通过补选重新进入议会，1852年退休。）在议会中，一直属于以坎宁为领袖的政治派别，这一派别在1830年之前被称为“自由派保守党”，之后脱离保守党与自由党合并。

在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此时全场肃静，所有人都在倾听他的讲话。几分钟后，他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珅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

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乾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乾隆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予该童”。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尽管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导致了中国形象的急剧恶化，但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却对这个怀柔远人的国家抱有善意，他津津乐道于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接见，还与大学士松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于是在1800年，小斯当东决定重返中国。

1800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

1801年，老斯当东去世后，小斯当东承袭了父亲的爵位。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的成员。

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

十几年的中国经验，给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11年，小斯当东与“好朋友”松筠在广州再度碰面。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为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勤奋的小斯当东注定会成为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在华期间，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

就在这本著作问世的时候，小斯当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视角。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18年。

同时在1810年，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大清律例评论》，直接批评马戛尔尼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高的估计，而自己的父亲却犹豫不定，只有巴罗的观点准确而公正。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

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

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

他与Henry Thomas Colebrook（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小斯当东还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聘请教授，开设汉学课，专门教授汉学课。他由此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

此时的小斯当东，对于中国已经从最开始的向往变成了精通，他期待着自己能有一个机会，去完成当年马戛尔尼勋爵和父亲没有完成的使命。

终于，在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使节前往中国，这次的大使是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为了避免重蹈马戛尔尼无功而返的覆辙，他需要一位富有中国经验的英国人作自己的副手。

小斯当东当然是不二人选。

在此时，中国也不再是康乾盛世的时代了，乾隆皇帝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给了嘉庆皇帝。

而嘉庆皇帝的命运似乎远不如他的祖先，刚刚上台，中国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

为了镇压这场起义，嘉庆朝前后耗费了数亿多两白银，从此清王朝陷入财政亏空的困境。

但是，嘉庆皇帝此时依然沉浸在自己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他对于西方世界所发生的的一切，并不知情。

此时的英国刚刚赢得了反法战争的胜利，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所向无敌。

而即将完成的工业革命更是把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渴望世界市场的英国人比23年前更加迫切想打开中国的市场。

尽管有马戛尔尼的前车之鉴，他们依然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只是，这一次，使团比马戛尔尼遇到了比之前更加糟糕的经历。

就是在嘉庆年间的1816年，小斯当东随同英国使团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1816年7月28日，使团到达北直隶时便展开了“叩头还是不叩头”的老问题的争论。

使团第三把手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而小斯当东则坚决反对叩头。

他在给阿美士德勋爵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

阿美士德接受了他的意见。

1816年8月28日，阿美士德使团夜里才抵达北京，而清政府则安排他们连夜前往皇宫。

在一场推推搡搡，连拉带拽的礼仪之争中，阿美士德明确表示拒绝向嘉庆皇帝叩头。

显然，嘉庆皇帝对于当初马戛尔尼未向乾隆皇帝叩头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因而此时看到了英国的态度，愤怒的嘉庆立即下旨将英国使团赶出北京。

在小斯当东眼里，这一次的屈辱远远胜过了上一次。当他们沿着旧路南下广州的时候，陪同官员的敌意代替了乾隆时代的微笑，供给也恶劣得让人难以容忍。

而嘉庆皇帝写给英国摄政王的信更让英国人感到绝望：“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意思很明确，大清王朝不欢迎英国人。不仅如此，嘉庆皇帝还下令将小斯当东驱逐回国。

尽管事后中国政府出于歉意或者息事宁人的目的颁布了几个有利于欧洲人经商的地方法规，却无法平息小斯当东内心的愤怒。

他意识到“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

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乾隆时代带给他的那一点点的亲切感已经随着嘉庆皇帝粗暴的态度彻底消失了。

1818年至1852年间，小斯当东数次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是当时英国下议院中对中英关系较有影响的议员之一。

就在小斯当东们因为中英之间的困境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另一股力量正在改变着中英两国的关系，他们就是鸦片走私商。

由于自从贸易开展以来，英国人的各种工业产品都无法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商人，只能走私鸦片来平衡过于畸形的中英贸易。

但是，鸦片走私的暴利很快就超出了始作俑者的意料，参与走私的也不仅是英属东印度公司。

鸦片走私的猖獗彻底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中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大量白银外流，引起了国内的银荒。

而吸食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残害更让中国人担心它将摧毁帝国的武装力量。

于是，清政府中禁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道光皇帝决定委派林则徐赴广州禁烟。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立即引起了英国下议院的激烈讨论。

议员格莱斯顿反对为了一种罪恶的交易而挑起战争，日不落帝国，绝对不能成为“武装贩毒集团”。

而此时，小托马斯•斯当东站了起来：“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此时全场肃静，所有人都在倾听他的讲话。几分钟后，他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三天后下议院投票，结果是：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就这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为了正义的鸦片战争爆发了。

小托马斯•斯当东也成了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的始作俑者。

而这场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英国获得了胜利，大清帝国一蹶不振。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小托马斯•斯当东不会想到，他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引发了一场鸦片战争，而是彻底的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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