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如果说《普济方》重在整理综合前人的成就,则《救荒本草》是以开拓新领域见长。在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大体上都是赋税繁重,灾害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树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压迫极其严重,到明初战乱刚停时,人民尚未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为常事。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急待加以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国自古药食同源,本草学的发展也为对野生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围的学者们,正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进行《救荒本草》的编著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资源调查性质,其编缀仅以食用植物为限,这一点又与传统本草有所区别。可以说,《救荒本草》作为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与传统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有区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的图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准确、真实。所以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能够简洁、确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在这本书中,朱橚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于经典本草书中豆可以解毒的说法,他想出用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质。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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