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教语文,平时最喜欢布置的作业就是抄写试卷,一道题目一道题目地抄。那段回忆想想就非常痛苦。
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抄卷子,因为错的题目实在太多,回到家我实在写不动了,跑到麻将馆找正在打麻将的李阿姨,“妈,我有道题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你妈不空,去找云生哥,他教你。”
我点点头走了,抄了半个小时,我看看家里的闹钟已经七点,平时我做完作业都没这么晚,于是又从家里跑出来到麻将馆找李阿姨,“妈,你帮我看看试卷吧?”
对面的麻友胡了,李阿姨怒火中烧,“你自己找云生哥做,干嘛一直找我?找我就能做了吗?!滚!”
麻将馆的老板对李阿姨说,“陆生的卷子你就看一下吧,他样子挺着急的。”
李阿姨敷衍地问一句,“哪里错了?”
我心里非常气愤,脸胀得通红,马上就要哭了。但是手收回了试卷,“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做。”
李阿姨觉得哪里不对劲,但也没仔细问我。
那天晚上我为不得不抄写试卷而哭泣,手指酸痛,在中指的指节上磨出一块橘红色的老茧,在不写与写完之间抉择,最后我打算不交作业。
第二天我和所有没做完作业的同学一起上讲台,被竹鞭打了十下,手掌心很麻,然后两只手揪住自己的耳朵向台下的同学敲警钟,就像古时候上刑场的那些犯人。
张航宇在台下对我做鬼脸,暗讽,“连李陆生都不做作业呀!”
我很讨厌张航宇,但是更令我讨厌的是和班上的学渣站在一起,于是我决定,不管以后这个操蛋的老师布置多少作业我都要把它完成。
等到三年级结束,换了一个语文老师,我的噩梦才算结束。
张航宇的爸爸是当时一个厂长的儿子,相当于富二代,张航宇七岁就打了一个耳洞,戴上耳钉。用的文具也很时髦,班上能来事的男生都跟他玩得好。
一年冬天,我得了鼻炎,每天都要带很多纸去学校,一直擤鼻涕。鼻子被我搓得通红,掉皮。张航宇趁我不在的时候,带其他男生参观我塞满鼻涕纸的抽屉。
那是我最尴尬的一次,面对他们的嘲笑我只有默不作声。我没有想过让李云生帮我,虽然他在学校混得不错,但谁都不知道他是我哥哥。
直到我们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张航宇和好兄弟一起讨论我的袜子很像女生穿的,裤子也是去年穿的,今年还穿这条等等。
他的好兄弟提醒张航宇,“别说他坏话了,他哥可是李云生。你把他惹毛了,小心他让李云生来打你。”
“真的?”
“真的。”
我不知道他的好兄弟是怎么知道李云生是我哥的,但是在这以后张航宇就远离我的视线了,他应该明白我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我很讨厌他,他也讨厌我,我只是想两个人离远点互相不干涉。
比起和同龄的孩子交流,我更喜欢欣赏大自然的宁静和美。没有什么比一个人上山上远足更好玩的事情了,路边的野棉花结子了,小鸟们欢快地鸣叫着,阳光下小溪川流不息。
山好像能听懂我的心声,那些被欺负,被欺骗,被抛弃的创伤被寂静的山林治愈,我甚至想要在这片山林中死去,化作一片云彩,一颗树,一只小鸟,就是不要再让我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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