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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21期

《蜃楼》：闯荡者的故事和海南岛的时代剪影

——严歌苓长篇小说《蜃楼》访谈严歌苓访谈（之十六）

◎ 刘 艳 严歌苓

按语：

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蜃楼》，约16万字，原发《花城》杂志长篇专号2021年秋冬卷（总第3期）的头条。同期还刊发了严歌苓的创作谈《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这篇创作谈，非常准确和精准地道出了严歌苓写作这篇长篇小说的初衷、写作缘起和她想表达的东西，是严歌苓为最早抵达海南岛的闯荡者、开垦者、先驱者和冒险家们写的故事。

刘 艳：2021年3月28日您通过邮箱发给我3月26日您完成的长篇小说《米拉蒂》，然后今年又见了这篇新发表于《花城》当期头条的长篇小说《蜃楼》。在《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里面，您写道：“去年一年，因疫情……不分昼夜待在家里……《蜃楼》是这一年半驻足柏林的产物之一。除此之外，我还写了一部英文电影剧本，一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目前它们都等在发表—出版—制作的传送带上，有待一一和我的读者、观众见面。”这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是《米拉蒂》吗？《蜃楼》与《米拉蒂》是同时写作的？还是有先后，《米拉蒂》在前、《蜃楼》在后？或者相反？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显然，《米拉蒂》和《蜃楼》应该是您的第25部和第26部长篇小说。需要跟您确认一下有关它们的写作时间的情况。这属于严歌苓创作年谱当中的重要问题。

严歌苓：现在我们都安定下来了①，可以给你回答问题了。这两部小说确实写作时间挨得非常近，本来我一直是非常安安心心地在写这个《米拉蒂》，然后呢，因为在家时间很充裕，就是（新冠疫情）也不能出门，封城了，也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地感觉到，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间上的奢侈的这个宁静哈，所以我就开始思考一些、写一些就是从时间上不考虑长短的那种小说。

因为如果知道我在柏林可能会呆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是一个多月的话，我就会特地选择哪些题材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完成，因为我特别不希望旅行会打断我的写作。因为一打断就有可能失去那个最开始找到的那种语言的腔调，那种voice，在英文来讲是voice。每个小说必须有它自己独特的voice，这种语调我还自己发明了一个词叫“文字流”，这种文字流是独属于这个小说的这种东西——这种呼吸、节奏感什么的。如果一旅行，可能就会失去这种感觉，找不回来或找得回来。有的时候会找回来，有的时候会找不回来，所以这里面有风险，所以我就尽量地争取能够把一个作品在两次旅行之间初步地完成。

所以呢，这次我就想，哎呀，哪里也去不了了，索性就拉开来写吧，就是敞开来写，所以《米拉蒂》就写在了前面。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好像我又不知道怎样算结束，因为这个小说可以一直写下去。所以我就把它停下来，停在30万字之前，然后我就开始写《蜃楼》。写《蜃楼》是因为我一直在读这个海南的历史啊，或者读这些闯海人的各种各样的写作，他们发表了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朋友的笔记什么的，那读到了就是非常冲动想写的程度，但也怕这种热情会熄灭。所以我就把《米拉蒂》停下来了，就开始进入写《蜃楼》的这种准备。这个文字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的。

但是我为什么会停下《米拉蒂》来写《蜃楼》呢？就是因为我认为《米拉蒂》写到30万字左右的时候，这部小说里我的声调已经不可能再失去了，就是写这本小说的独特的那种voice就不会失去了。所以我很自信地就认为，我如果过后把它通读一遍，我肯定能找回这种语言感觉。那么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蜃楼》写得基本结束了，我又回去把《米拉蒂》写完。写完以后再回来，就彻底地看了一遍《蜃楼》，然后再就是把它画了个句号。实际上我认为《蜃楼》还是没有真正地写完。

真是要到出版的时候，我认为我还会再给《蜃楼》进一步地丰满、完善，因为海南还有很多风物我都没写进去，比如说沉香的形成什么的，还有这个历代的流放在那儿的犯人的那种生活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海南岛的这批闯海人跟那些东西联系起来写。所以我想在出版的时候再重新给它改一遍，然后再进一步地丰满它。

刘 艳：在创作谈里，您讲了《蜃楼》的故事，也是您听来的，而原始故事也像您其他许多故事的来源一样，源于饭桌的闲聊。您讲到最早是多年前听到您的朋友、著名的红学家、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之一周岭讲起他当年闯海南的故事，才激起了您对海南岛和那群闯海人的好奇心，觉得为闯荡海南的闯海人写作故事，可能是个值得深挖的题材，您还记得听周岭讲闯海南的故事是哪一年吗？有没有更多相关的材料可以介绍给大家？

而您又讲到，一次偶然机会，您到了海口，认识了摄影家马小刚、王军两位先生，他们把他们当年开发海南的故事，以及同伴们的故事讲给您听，这时候您感到主人公的最初萌芽出现了。看了这些我就很明白，《蜃楼》这部长篇小说里面的摄影家马克，以及主要人物张明舶、朱维埠、标总等人物形象，可能其中有些人物形象，是有来自于给您提供故事的人他们所提供的故事里面的人物原型的。这些人物形象有关的问题，您可以谈谈。您觉得《蜃楼》里哪个（些）人物最好写？哪个（些）人物最不好写？

我个人觉得，张明舶虽然是个男性人物形象，但是他的气质、品质和宁可人负我我并不会负人的性情等方面的东西，跟严歌苓本人还是更加可以勾连相通的。而朱维埠，各种欺诈、揩公司的油和卷钱就跑，过后又能当什么都没发生、特别擅长扯谎，在张明舶几次追到跟儿前他还淡定地各种扯谎和做贼并不心虚等，很像您从前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里的“段总”（段凯文）——那个想尽各种办法重进赌场、连累梅晓鸥损失惨重、面对梅晓鸥追债却各种脸不红心不跳、应对自如，甚至是还有一点不失文质彬彬、不失文雅的“无耻”与无赖的“范儿”。《蜃楼》里张明舶的良好的本性不失，或许有点像《妈阁是座城》里的史奇澜。当然，严歌苓不同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形象还是判然有别的。像《妈阁是座城》里，叙述人采用梅晓鸥的女性视角会占主导地位。而《蜃楼》里，张明舶这个人物则是典型的——叙述人（以及作家）是踩在这样一个早年闯荡海南的年轻男子的鞋子里来观察周围的环境和物事人情。

即便对于朱维埠这样的人物，您也没有只写他擅长骗和无赖的一面，他曾经托张明舶给他在家乡的妻儿汇钱，狡诈的闯海人也有他不失良善的一面，这才是丰富而全面的人性。

严歌苓：想写这篇小说，最开始是我听到周岭讲他的亲身经历。那个是我们失联很多年以后，他第一次请我们几个老朋友吃饭。当时我问起他，我说你这么多年都在哪里？他就讲起他在海南的一些经历。差不多应该是2004年或者2005年的那个时候，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从此以后就又跟周岭联系上了。周岭非常会讲故事，他毕竟是一个写作者，《红楼梦》的编剧之一嘛，所以他讲故事就非常生动，有很多很形象、很画面的东西。

比如说《蜃楼》里，那个蛇全部从那篓子里倒出来的情景——那场蛇灾，就是他（笔者注，周岭）讲了以后，我就觉得也是非常鲜活、非常具有海南那种粗犷彪悍的风格以及讨债的特色吧，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情节。“那么后来呢？”我就几次追着他问，我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海南还有什么故事？然后他就又跟我讲了一些细节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周岭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大哥吧，被我追问了很多次以后，他仍然不厌其烦地、能够不断地给我补充这样的、类似的这种细节，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呢，一直沉淀了很多年，然后呢，原因其实还是觉得这个题材首先是让我感兴趣，就是我在那个创作谈里面谈到的——我对这种闯荡者、这种先驱者、垦荒者，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着迷的心态。我写《扶桑》，也是觉得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一群人哈，不管怎么样，他们里面有黑帮啊，有罪犯啦什么的，但是这些人虽然就是这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这种闯荡者的群落，却是非常有特色的。我觉得全世界得以被发现，就是新大陆也好什么也好，这个麦哲伦怎么样发现了这个——其实两片大洋、几大洋都是可以连起来的，就是这些都是跟他们自身那种冒险家和闯荡者、探险者，还有先驱者的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我在海南的这些初期闯海人身上，我能感到这种精神，所以我把我对整个世界上所有的先驱者和探险者的这种精神就联系起来。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具备这种精神的，所以，人是缺什么就对那个东西比较着迷吧。

那个王军和马小刚呢，是最初我第一次到海南时，跟他们聊起他们闯海南的经历的。他们也都非常无私地分享了他们最初的那个闯荡的经验，衣食住行的这种细节，包括他们情感上的情变婚变之类的这些故事。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们特别慷慨。由于他们的慷慨和襟怀坦荡的这种性格吧，所以继周岭之后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资料提供者的那种无私与慷慨。

他们这样的资料提供者呢，我也确实觉得是可以填充我很多想象上的那种空白吧。比如说，他们说当时是多少钱去领一张席子，在露台顶上睡觉啊，多少钱去吃一顿饭呐……这些经验，这种细节，其实是编造不出来的，我也总说细节是很难编造的。一定是要把这个细节掌握好，因为那个时候的那种生活标准和生活细节，假如你写得不真的话，整个故事很可能就让人家感觉到缺乏真实感。

我认为最难写的当然是男主人公张明舶本身。因为叙述需要站在他的角度——这里面是有个叙述者，对吧？但是，叙述者在多数时候甚至是整个时间、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过程当中，叙述者始终是潜伏在这个男主人公张明舶的这个内心的，所以必须要踩在他的鞋子里面，去游走世界。就是说所有的角度，他的这个道德判断也好，情感的方面这种，审美也好，都是必须是取张明舶的这个角度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人物是比较难写的，不过写了大概近1/3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已经和他合二为一了。

刘 艳：根据您的创作谈的自述，《蜃楼》应该是您为最初的海南岛的闯荡者和闯海人写作故事这样的一个写作初衷。在创作谈里，您自我剖白：“闯荡者在我的词典里，可找到的同义词是‘开垦者’‘先驱者’‘冒险家’，在英文中的同义词是‘Frontier’。美国西部的开发，有赖于一大批不甘现状、不安分原乡的Frontiers——先驱者。向西部进军的民谚是：‘If you can't stay where you are, go west.’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不安分，包含着好奇，对于已知的不耐烦，对于未知的勇敢与冒险，对于卓绝艰苦和生命牺牲的不顾，总之，是积极意义上的亡命之徒。”②

您说了，他们的故事如果是发生在内地，会十分寻常，而海南岛的风物、生态和闯荡过程所自有的动荡与凶险，才让他们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变得极致。我读了，的确是这样的感受。张明舶和小婷的故事，就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小婷能离开包养她的王总，能蚂蚁搬家似的一点一点从王总“金屋藏娇”的房子里搬出那么多有用的东西，跟着张明舶去烂尾楼住那样一种楼壳子。如果不是这样简陋的住处意外发生有人坠亡的事情，刺激了小婷，可能还不会激起她离开这里、离开张明舶的念想。我甚至想，小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海南当年闯荡者的身上，换作现在，不一定有这么一个姑娘，肯放弃优裕的生活跟着自己爱的人，几乎是在自古以来都被称为“天涯海角”的海南、冲着爱而满怀和心爱的男人一起浪迹天涯的气魄呢。

您这篇小说里，最后小婷似乎又现身了，张明舶于发廊里似乎重遇了小婷，但小说故事情节设计上，好像并没有接续他们从前的感情——这是不是就是闯荡者的宿命？他们在闯荡生涯中完成了他们的历练和人格长成？您重视的是记录他们那闯荡的过程而不是闯荡的结果？您觉得支持和支撑所有闯荡者的闯荡和令他们不畏惧生死的动力是什么呢？他们的确是比那些永远蜗居在家乡、原乡保持不动的安居者，更加有精神的力量。

严歌苓：是的，我确实觉得一切都是过程最好，我觉得我的写作过程也是一样的，因为写作最最难得的就是写向“未知”，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你写到这儿，竟然完全不是你意料之中的。

写作的那种最高境界，就是你写出了自己的，就是所谓的神来之笔吧，这根本不是你能够计划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闯荡者，他觉得最刺激的也许就是他每天的不可预测的一些遭遇哈。因为这些，如果他们——就是我说的不安分的人啊，当时有很多人（特别是在我们当时的体制下生活的人），他从进去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工厂或者一个机关，他就能看到他的退休的那一天的话，对很多人（就是对于这种不安分的这些人）来说，肯定是不满足的、也没有刺激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一旦看到了改变当下的机会就会抓住。

就是说这些闯荡者，他们告诉我，最最令他们心旷神怡的就是那份自由，就是你去了有可能会创造财富的自由，也有受饿的自由，也有这个情感上的那种——你每天可能都会在街角上碰到一个喜爱的姑娘的自由……所以适逢个性的解放和我们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70年代尤其77年78年79年，那个时候就是人对自由、对放飞自我的那种渴望，是特别特别强烈的。所以，这些人就看到了在海南能够放飞自我的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受海南吸引的原因。很多人到那儿实际上是逃婚，有的人是家里不同意这两口子谈恋爱，他们就跑到海南去呀，还有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和原来的这种婚姻不满足啊，然后就离开了。所以说有很多人实际上去海南的目的不见得就是要创造财富，或者是到一个新的省份里面去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也有很多是因为情感上的那种，对风平浪静和陈旧的那种家庭生活方式的厌倦，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叛逆的精神支配他们去闯海南的。

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闯荡者是需要勇气的。我自己去闯荡的勇气不大，但是我写作上的那种不拘一格，或者每次要掀翻一次自己那种曾经的叙事方式，去找一种更加新鲜的、更加“非严歌苓式”的那种形式去写作的话，其实也是一种闯荡。嗯，那么这就是我，我觉得我在这个层面上，我特别理解这些闯荡者吧。

就是你在泅渡的时候的那种急流、险滩和未可知的这种风险呀，你战胜过以后，然后实际上这种过程就是最最有价值的。等你安全到达彼岸以后，你发现彼岸也就那么回事儿，就是会觉得又能怎样？所以我到美国后，很多时候我都会想，我什么都得到了，我在去美国之前的那些所有的自我设计都实现了，可是又能怎样？所以其实也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海市蜃楼吧。远看都是非常美好的，到达发现就是一片平地，对吧？就是这些造出很多高楼大厦的那种富豪们，最后你能够栖身的，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张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幻灭，也是一种人生。然后他们会期盼更远的更广阔的那种开拓，这就是为什么说所有的事情过程是特别特别棒的。实现后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所以我想到这个小说的名字就是这样的——《蜃楼》。因为从海南走出来的很多的大亨，房地产大亨，包括潘石屹啊这些人、冯仑什么的，都是在闯海南中获得了第一桶金，然后获得了最宝贵的经验，然后从此以后他们从海南再去向全国各地去发展。

刘 艳：《蜃楼》是严歌苓作品，是严歌苓新作长篇小说。但实话实说，读了，还是让我大吃一惊的，原因是这个小说似乎“很不严歌苓”，不大同于严歌苓此前长篇小说的叙述调性。您在《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中有句话深得我心：“我最看重的，是我为每部小说设置的专属于这部小说的语境，那种专属的音调、情调，都是此语境之内的产物。”③严歌苓写小说求新变，但这段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严歌苓本人也意识到了《蜃楼》格外不同？

这也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阅读感受，《蜃楼》的语境、音调和情调，太“不严歌苓”了。以至于我读了很久才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了具有标识性的、独属于严歌苓的那些文字的细致和入微之处。而且小说的接地气和现实性，也显然不是通常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海外华人作家能够写作出来的。您在很多年前，写过现实性很强的作品《赴宴者》（您写作的第一部英文小说，英文版出版于2006年，中文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首版，约18.7万字），那是写现实题材即一个到处骗吃骗喝的“宴会虫”的故事，素材系来自央视“焦点访谈”的新闻素材。而这篇《蜃楼》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那些说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只能写国内过去很久的故事、“历史中国想象”的作品的说法，是不对的。

您觉得写好《蜃楼》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您说的三次去海南岛采风，也阅读了许多海南当地作家的散文、札记，包括海南岛的历史记述文章，使您更加认识到了海南岛的气质。这里不妨跟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文学研究者再说说，您感受最强烈和感触最深的海南岛的气质是什么？缘系闯荡者的勇于牺牲精神和一次次驶向未知的幻灭感，所以您用了《蜃楼》这个小说名对么？我比较同意您在创作谈里的这句话：“一切物质获得都离人性的终极满足甚远，而去获取它的奋斗本身，弥足珍贵，与生命俱在。”④

在创作谈的结尾，您还讲到您当年的出国是把一个很好的“已知”弃去，重去寻找一个朝不保夕的“未知”，您忍不住说自己是：“好一个不安分分子！好大的胆子！”但是最终您还是说：“现在想来，生活中最有魅力的，难道不就是未知？正如写作，每篇作品的终极抵达，正是未知。无论写作，无论生活，当未知浮现出一片新大陆时，那种终得回馈的感受，天堂般的。”⑤

我很好奇，您是不是在《蜃楼》构思和刚开始写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在探索相对于自己过往写作风格和所有小说语境都很不相同、很“未知”语境的一部小说？您觉得写着写着和写到最后，与您最初的感觉和初衷最一致的方面是什么？最出乎您意料的“未知”又是什么？

严歌苓：是的。就是我觉得对语感的那种设计是设计不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每次写作的第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好像一个音叉一样的，你定了一个音。所以有的时候我对第一句话和第一个段落的这种反复地推敲，特别地耗时就是时间比较长。假设某天我能把第一段落写完，就是第一个段落写出来后我如果感觉那个力道和节奏、气运是对的，那我就觉得我这一天就完成了好多好多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出去走路或者是什么，那种兴奋就感觉到是建树了很大的功绩一样的。因为这个第一句话里面藏着的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一直到最后，这个脉搏的动力、这个喘息的这种深浅哈，对我来讲，是特别的重要。所以一句话赶一句话，这样写下去，就都是从第一句话里来的。

我最开始认为闯深圳闯广东的人都是闯荡者，对吧，都是属于从内地、不甘心在内地那样日复一日的生活，然后去冒险的，但是后来直到我看到海南岛的这个地貌，然后又听了一些当地的风物，比如说黎族人是怎样生活的，还有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民啊，渔民的男性怎么样在海上像蛟龙一样地搏斗，跟自然搏斗，然后就回到家里，他又懒惰地不得了啊，感觉好像他们就是抽抽烟、抠抠脚丫子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任由女人去伺候。

这种风俗和他们海南人的这种风貌，那种粗犷那种勇敢，这个粗犷和勇敢的反面的他们又是那样的慵懒，反正跟内地人特别地不一样，那种懒散哈，而这一切又都是非常吸引我，让我感觉到是一种非常异于内地的情调。包括那里女人的那种强悍，她们要在家里当家。男人出海的时候，她们的那种就是悬着心，等男人回到家里，她们又总是非常周到地服务于男人，而且男人可以在外面养他们的情妇哈……就是这种种的东西，都和男人的这一次出海可能回不来相关联。而且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那种与大海搏斗、像蛟龙一样的这种形象和这种生活方式，让我感觉到南海、海南、海南岛确实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有异地情调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把罪人给贬到海南岛去，然后那个地方是放逐的地方。也有一些人，他们终生都留在那儿，然后就成了一种自我放逐。所以这种流放地、自我放逐的这种感觉，就是在海南的这个文化——海南人对内地人的既包容又排斥，在排斥过程当中又是吸收，就是相互间的那种抵制和吸收，这就形成了海南岛独特的这种文化。与内地和与本土文化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属于海南岛独有的气质，是非常不同于广东沿海和福建沿海，就是那些地方虽然也有大量的闯荡者，但是是非常不同的。

就是这种历朝历代的官宦，作为罪人被流放到海南岛，有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人，苏东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子的历史，不可能不对海南当地文化发生影响；甚至是海南的这种地貌，不可能不对它的风土人情形成产生影响。就是种种的这些吧，形成了海南和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闯关东的那个关东啊，或者走西口的那个西口啊，都明显不同的地方。因为它们确实是有了那样一些大文化人的曾经的驻足，他们在那里度过了最最痛苦的、最最不幸的那些年，但是又从这些不幸里面，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和文学作品。

刘 艳：《蜃楼》中有一个细节您写道：1.有一天，张明舶看到前一天晚上小婷洗澡的水留在浴盆里，“水面浮着一层若隐若现的灰白浮沫，似乎牛奶烧开后，结起的一层奶皮。每个人每天洗澡，都会脱一层薄翳，有人说那是蜕下的死皮。最外层皮肤，每天死一层……”张明舶可能看得入了神，因为他面对小婷的洗澡水浮想联翩满心想的就是王总会不会闯入小婷的梦中，以及王总以前与小婷的过往。2.突然，“他战栗了一下，端起那盆带有一层死去的小婷的水，倒入一个塑料桶，然后提着出门。二房东在厕所门口贴了告示，告诫所有住户，所有用过的洗衣水，洗澡洗脸洗脚水，都不要浪费，倒入厕所里的大桶，每次解了手，用塑料水瓢在大桶里舀水冲厕。”

这里的1、2，是我标注的，方便讨论。1的写法，很具备严歌苓的别致与细笔入微的叙述特点——于行动和环境与物事当中隐现人物的心理，将人物的行动和环境细节都当作了故事的“叙述因子”，不影响故事叙述的前提下，人物心理自然而出，是不写心理的写心理。

而2所标注的这样的细节，对于严歌苓来说，写得很接地气，与国内一般能写好“底层叙事”的作家的观察和体验生活一般无二。严歌苓已出国三十几年，生活和写作都是一种非常优裕的状态，除了曾经去海南岛采风和看当地作家散文、札记等，可以直接获取一些海南岛当地以及当年闯海者的生活细节。此外，您觉得能够让您的写作贴近海南岛当地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作家基于写作素材之上的丰富的想象力？共情心？您觉得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写作现实性题材的中国故事，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克服和逾越困难的秘径又是什么？

您在《蜃楼》里还写了闯荡海南的老兵。这应该是有现实的例子，甚或您战友中就有类似的情况，对么？您觉得老兵前往海南又与一般的闯荡海南者有什么不同？他们更加能吃苦、更加历练？更加带给人以精神力量，对么？闯荡海南的老兵，有没有您的战友或者听到的故事当中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随意谈谈。我觉得您对闯荡海南的老兵是怀有格外和特别的情愫的。他们是气质特别的闯海南者里面气质又格外不同的一些人。

严歌苓：我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影响了我想写海南的故事的这个人叫赵铁林⑥，我认识他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认识他的。当时他送了我几本书，是他的摄影的书，就是当时他拍了一些海南的那种小姐啊，站街女啊，还写了她们的经历，她们的故事，然后提到了一些地名、一些路名，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他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当时我就求他带我去海南实地走一圈，然后能够采访到他那些朋友，或者是一些到后来还留在海南的那些女孩子们。他也答应了，后来呢，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而且我呢也不是能够说走就走、离开家，特别是有了女儿以后。那么这个事情，就一直搁置下来了，但是呢，我常常想到他，就是他讲到的海南的那种感觉，都特别让我神往。后来有一次就听说他去世了，他的家人还用短信给我发了一则消息。

所以我就觉得很遗憾很遗憾，因为我跟这个人——赵铁林这位摄影师获取的这些东西，都引起了我对海南有这么大的渴望，想去了解他，想去写他，但是他却去世了，他病逝了。所以我就一直把想写他在海南的故事这个事儿搁下来了，一直搁到了我又有缘跟周岭重逢（就在2004年或者2005年的那段时间），又勾起了我在当年遇见赵铁林的时候的那种对海南的渴望，所以我也想借这本书对赵铁林先生进行缅怀吧。

这里面你提到的共情心，我认为是作家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不能进入你写的这个角色、这个人物当中，和他一起恨一起爱，也许他的爱和恨与我们素来的这种道德观念啊、这种该爱该恨的这种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必须能够跟他一起爱一起恨，恨什么爱什么，是不是对的？那你根本不能判断，不要去判断，那么能够跟他有这样的共情感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他说叫call feeling——不妄加道德裁判。这个call feeling，是不加道德的这个裁判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在写一个杀人犯或者一个纵火犯他去犯罪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跟他共感、共情，这是小说家最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你的责任不是说教，不应该告诉人对错，你只是展示，小说家的这个任务就是展示各种人性——写作是人性在各种情况下的那种越真实越细致的表达、越充分展示越好，就是这样，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想你刚讲到的这几点里面，我最最认同的就是“共情”感。

你提到这个老兵，确实是我也很想展开写的部分。有一大批的老兵，当年从还击越南的战场上，或者从老山前线就直接去了海南，他们在海南闯荡，有的是残疾人。当时我很想展开来写，后来我认为自己掌握的关于老兵的这方面的素材还是绝对不够的，我甚至没有亲身地去采访过一个老兵，所以我就把展开写这个念头打消啦。

好的，现在就这样子，这些问题就回答到这儿。要是还有什么，就是认为还没有回答清楚的，再个别地跟我提出来好吧。

注释：

①北京时间2021年9月13日13：12，严歌苓给笔者的微信中讲道：“我们家来巴黎看画展，会见经纪代理人和法语翻译，明天回柏林就回答。”该访谈完成于北京时间2021年9月15日晚间。

②③④⑤严歌苓：《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花城》杂志长篇专号2021年秋冬卷（总第3期）。

⑥赵铁林（1948—2009），一位优秀的中国纪实摄影师。中国当代“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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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

摄影/韩雨照片由时尚芭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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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艳 文学博士，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

（根据严歌苓录音整理完成）

（责任编辑：马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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