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沉默回答了一切。我在阴暗的房间里,期盼着某种结束快快到来。但是两天后,大门打开了,我被再次带到了审讯室。那个严肃的审问官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知不知道包庇是一种罪行,顶罪则最愚蠢与不负责任的恶行?”
我一时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他说:“你说楼是你炸的,你什么时候去炸的?”
“我,我不记得了。”我说。
“爆竹是在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发生的,而你,整个上午到下午5点,你所有的同事都看到你呆在商场,没有出去过。”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似乎期待我的解释。
见我没有回应,他直接拿起笔在写些什么,一边说:“真正的凶手我们已经找到了,而且他已经承认了一切。至于你,不解释也无所谓了,但是,你就留在这里,好好地反省反省,想清楚,什么才是该做的。”
说着他站起来,准备往外走。
“是谁?能不能让我看看他。”我急忙拦住他。
这个年轻的,一脸淡漠的年轻警官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示意我跟着他。
然后,我看到那个憔悴的,一脸痛苦的周玲。他瘦削的脸上,很不合称地长着茸茸的胡须,看起来消极颓废。
看到我,他倒是笑了。他说:“哥!”
我们相对而坐,却没有话说。
“听说你给我顶罪了。”他眯着眼睛懒懒地说。
我看着他,但是他躲开我的目光。
我不想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很简单而且一定被问了很多次。
“哥,没什么事,你就走吧,以后出去,我会找你的。”他勉强地挤出了笑容。
“多久?”我问。
“啊。”他抬眼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说,“很多很多天以后。”
“哥,你快走吧,有空记得来看我。”他说,见我迟迟未动,他却突然暴躁起来,抓起我的手臂,把我往外推。我扯住他的肩膀,用力摇了他一下。他稍微平静了些。我告诉他:“我等你出来,无论多久。”
那叭啦的铁门声关上,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黑匣子里,沉入水底。
我不知道我为何要随一个不太熟悉的人而去,也不知道以后如何归来。
在我踏上火车的那一瞬间,有人叫住了我,是秦慕,她气喘吁吁地穿过人群,跑到我面前。
“你要去哪里?”她皱着眉头问我。
“我不知道。”我有点恍然地答道,“我只是送主管回家而已。”
“那是要去哪里?”她再问了我一遍。
“我不知道,就是他的家乡。”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她的表情显示出对我的上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
“我,”我犹豫了几秒,最后还是只好说:“我不知道。”
“哎,你怎么什么回事啊!你就这样跟着他走啊?!你怎么都不问问清楚呢?!”她语气里带着一股压抑的莫名的怒气。
我回过头看到正好探出车窗的老人的脸,心事重重,不知所以的样子。“好了,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很快就会回来了。他生着病呢,我送他回家。”我打发她说。
“他生病关你什么事啊?”她嘟嚷道。
“你有完没完呐!”我突然很没耐性地吼了她一句,她立即满脸委屈。好了好了,我真是怕了,我继续耐着性子说:“我欠着他钱呢,这算还他一个人情嘛。我说了我会尽快回来的,你回去吧。”我边说着边抓起她毛茸茸的袖子搽干她脸上的泪,把她转过去,催促她离开。她倔强地转回来,神情惆怅地看着我上了车。火车开动了,我冲她挥手道别,她许久没有反应,却突然用手捂住嘴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我怎么觉得你再也不会回来了?”许久,我才发现手机上的信息。我的心莫名一动,我不知道她为何如此觉得,我并未想过要离别。可是我对这一趟未知的远行感到心安,甚至别有期待。我不能骗自己,我早已无意识地祈求着新的生活,祈求改变充满困惑与彷徨的处境。我想了很久,不知该如何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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