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 上

东汉

历史

新末大乱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先后颁布“王田令”“私属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图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对与排斥，加之改革的理想化与盲目崇古。终适得其反，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且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亲刘钦曾任济阳县（今河南兰考）、南顿县县令。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长兄刘縯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组成“舂陵军”。王莽地皇四年（23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一举摧垮新莽大军，标志着新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同年绿林军攻破许昌，王莽死于义军之手，新覆灭。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乃破王郎，河北之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使他在河北站稳了脚。此后，刘秀拒听更始政权的号令。同年秋，又迫降和收编了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逐渐自立。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东汉开国

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军拥立汉朝后裔刘盆子为帝，史称建世帝。同月二十二己未日（25年8月5日），刘秀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南千秋亭五成陌（今河北十五里铺）即位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汉世祖光武帝，改元建武。时关西号为铜马帝。

刘秀定都洛阳后，把南阳设为陪都，并开始东汉统一战争，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军，割据陇右称王的隗嚣与盘据西蜀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自此，历经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光武中兴

刘秀鉴于西汉末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提高中央权威。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功臣勋贵虽封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刘秀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刘秀对其他大臣更为警惕，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33]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建武二年（26年），刘秀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刘秀还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他统治的时期，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经“光武中兴”，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文化进一步发展，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东汉时期，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明章之治

光武帝死后，汉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据伊吾。因此西域各国皆遣子入侍，第二年复置西域都护府，遂“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然而不久焉耆、龟兹复叛攻陷西域都护府，汉章帝即位后，不欲因西域疲敝中国而罢遣都护。

永平十二年（69年），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哀牢国，举国内附东汉，汉明帝以其地设永昌郡。哀牢之地，东起哀牢山，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内附初步奠定了中国对云南地区的统治范围。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章帝末年人口已达4300多万。

明章二帝在位时期，秉承刘秀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号称“明章之治”。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

永元之隆

汉章帝死后，汉和帝刘肇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太后倚仗亲族，窦氏戚族开始专权，永元四年，汉和帝联合宦官扫灭窦氏戚族，亲政后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招纳贤士，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军事外交上降服匈奴，并任命班超平定西域诸国，致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隆”。元兴元年（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5325万人。

汉和帝去世后，汉殇帝继位，政权为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控，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八月去世。邓氏戚族扶持汉安帝继位，邓太后死后，汉安帝亲政并扫灭邓氏，但未能阻止其他外戚专权。

戚宦之争

汉安帝死后，刘懿为阎氏戚族拥立，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权。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因童言无忌而被毒杀，之后汉桓帝即位。

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自是宦党干政。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导致士大夫不满，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汉灵帝继位后比汉桓帝更信任宦官。汉灵帝将朝政委任于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黄巾起义爆发后，党锢才被解除。

天下大乱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在黄巾军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决定饮鸩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刺史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埋下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的祸根。

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志于铲除宦官势力，但何太后反对，士大夫领袖袁绍提出建议，让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袁绍的建议。然而事情泄漏，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何进。当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到，张让自杀身亡。董卓率军抵达洛阳，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导致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190年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原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并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但关东军内讧、盟军决裂导致失败告终。初平元年（190年）又起董卓之乱，自此朝廷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实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走向灭亡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董卓之乱结束。但不久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东汉朝廷再度失控。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到洛阳，但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则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220年，曹丕篡汉，定都洛阳，改国号为“魏”，史称“曹魏”，东汉灭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三国时期。

疆域

范围

西汉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将真番郡、临屯郡并入乐浪郡、玄菟郡至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弃岭东地。因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放弃珠崖郡、儋耳郡而失去对海南的统治。交州的日南郡象林县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据独立。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内附并被安置于河套，又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率众内属，内迁于北部诸郡之北，又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内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西南得以扩充至大盈江一带。至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彻底平定西域，西境抵海滨。

行政区划

东汉各州情况

州名

古名

今地

大致范围

所辖郡国

司隶校尉部

洛阳

河南洛阳东北

陕西中部，河南西部、北部，山西西南部

京兆尹（12个县）左冯翊（13）右扶风（15）

弘农郡（9）河内郡（18）河南郡（21）河东郡（20）

冀州

鄗县

河北柏乡县北

河北中南部

魏郡（15）钜鹿郡（15）渤海郡（8）常山国（13）

中山国（13）安平国（13）河间国（11）清河国（11）赵国（5）

幽州

蓟县

北京市

河北北部，辽宁大部、朝鲜半岛北部

涿郡（7）代郡（11）上谷尹（8）渔阳郡（9）右北平郡（4）

辽西郡（5）辽东郡（11）玄菟郡（6）乐浪郡（18）广阳郡（5）辽东属国（6）

并州

晋阳

山西太原西南

山西中部、北部、陕西、宁夏、蒙古的一部

太原郡（16）上党郡（13）西河郡（13）五原郡（10）云中郡（11）定襄郡（5）雁门郡（14）朔方郡（6）上郡（10）

凉州

姑臧

甘肃武威市

甘肃及宁夏大部

陇西郡（11）汉阳郡（13）武都郡（7）金城郡（10）安定郡（8）北地郡（6）武威郡（14）张掖郡（8）酒泉郡（9）敦煌郡（6）张掖属国（5）居延属国（1）

益州

雒县

四川广汉

四川、云南大部，广东、陕西一部分

汉中郡（9）巴郡（14）广汉郡（11）蜀郡（11）犍为郡（9）牂牁郡（16）越巂郡（14）益州郡（17）永昌郡（8）广汉属国（3）犍为属国（2）

交趾

龙编

越南河内东

广东、广西南部等地区

南海郡（7）郁林郡（11）苍梧郡（11）交阯郡（12）合浦郡（5）九真郡（5）日南郡（5）

荆州

汉寿

湖南常德市东北

湖北、湖南二省及陕西、河南、贵州、广东的一部分

南阳郡（37）南郡（17）江夏郡（14）零陵郡（13）武陵郡（12）桂阳郡（11）长沙郡（13）

扬州

历阳、寿春、合肥

安徽和县、安徽寿县、安徽合肥西北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及江苏、安徽南部

九江郡（14）丹阳郡（16）豫章郡（21）吴郡（13）会稽郡（14）庐江郡（14）

豫州

谯县

安徽亳县

河南东部、安徽西部

颍川郡（17）汝南郡（37）梁国（8）沛国（21）陈国（9）鲁国（6）

徐州

郯县

山东郯城

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

东海郡（13）广陵郡（11）琅邪国（13）彭城国（8）下邳国（17）

青州

临淄

山东淄博市

山东北部

平原郡（9）东莱郡（13）济南国（10）乐安国（9）北海国（18）齐国（6）

兖州

昌邑

山东金乡西北

山东西南部、河南东北部

陈留郡（17）陈郡（15）泰山郡（12）山阳郡（10）济阴郡（11）东平国（7）任城国（3）济北国（5）

西域都护府

它乾、柳中

新疆新和县、鄯善县境内

同西汉

地方官制

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在郡、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在州一级，则有根本性的差异，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至此，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一直延续到隋朝“废郡”为止。

东汉将京师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另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为司隶校尉辖区，称司隶部。司隶校尉是京官，本职为监察在京百官诸不法事。东汉时，每每退罢三公均由司隶校尉纠劾所致，所以司隶校尉号为“雄职”。皇帝召集朝会的时候，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人有单独的席位，称“三独坐”。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另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武装警察部队，司隶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115]

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设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可以直接罢免之。改州牧后，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管辖地域的广阔，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与西汉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

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王国二十七，司隶部属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趾领九郡。

东汉制度，皇子封王，以郡为国。每国置傅、相各一人。傅主王府事，职如汉朝的太傅；相如郡太守，主政务；相有长史一人，职如郡丞。另置中尉一人，秩二千石，职如郡都尉，是主管军政、缉捕盗贼的军官。

王府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职务和汉朝的郎中令相类似，主管王府的大夫、郎等；仆一人，秩千石，负责王府的车马训练与驾驭；治书数人，秩六百石，职如尚书；谒者数人，秩四百石，职务是奉王命出使；另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等，秩皆比四百石。

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只有河南郡因京师所在，长官称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负责民政事务；边郡另置长史一人，秩六百石，负责军政事务。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东汉内地不设郡都尉，以太守领兵。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永和十五年（105年）置辽东西部都尉；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与西汉相同。列侯以县为封地则称侯国，侯国置相一人，相当于县令或县长（以侯国大小为异），相不隶属于列侯，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封国户数在千户以上的，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侯府官，不管理民政；不满千户的，只置庶子一人。东汉的侯另有乡侯、亭侯，所封之地各为一乡、一亭，这样的封地辖于所在县，与乡、亭相等。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称邑，置令、长，邑的体制与侯国相当。少数民族聚居地设道，隶属于郡，多设于巴、蜀等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道的长官。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秩千石；县丞一人，掌民政、文书、仓库；县尉二人，掌治安。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秩三百石或四百石；县丞、县尉各一人。东汉诸县出产盐的，置盐官，负责管理盐场、盐矿，征收盐税。出产铁的县置铁官，负责冶炼、铸造。在手工业发达的县置工官，负责管理工匠、征收工商税赋。在水产发达的县置水官，负责管理渔场、征收税赋。以上这些官吏不隶属于郡县，均隶属于少府，属于派出机关。东汉在县以下的官制与西汉无异，具体可以参见西汉官制。

政治

三公九卿

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西汉官制，以三公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东汉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领政务。东汉不设丞相（东汉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地方军队的职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御史台体制贬损，成为少府属官。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隶属少府。

与西汉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上公不同，东汉唯以太傅为上公，无太师、太保。汉献帝末期，曹操迁都许昌，自任太师，位在太傅上。这是权臣擅权所为，死后即废。据《汉官》记载，太傅所属官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各二十二人。长史为太傅府群吏之长，掌章奏、顾问。掾属是比较高级的属吏，分曹办事。令史、御属是比较低级的吏员，办理文书、车马等琐事。

东汉在遵循西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西汉相比，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利的削弱，代之而来的是“尚书台”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这就是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刘秀进行了一系列措施。东汉中央政府的官员分省官、宫官、外官三大系统。内官、外朝的区分古已有之，而在宫廷之中，皇帝日常起居的区域称省中（亦称“禁中”），因此内宫官员中又有宫官与省官的区分。在皇帝身边执役、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省中的宦者均隶属黄门令管辖。省内的禁卫工作亦由宦官但任。

刘秀即位，置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

大司徒，负责人民教化，掌礼仪诸事，与太尉、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

大司空，负责水利工程、城防建筑、宫室营建等事务，与太尉、司徒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

大司马，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每岁末，评定等次，上奏皇帝，作为军官升迁、降调的依据。

东汉一朝，由于讲求经术，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太子即位后，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历史上，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来陈蕃被处死，以胡广继任，这是唯一的例外。

三公

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品级最高，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皇帝主持国家政务；三公之上还有太傅，其职责辅导皇帝，但不常设。东汉的实际政务都同属尚书台，因此，三公、太傅如没有“录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三公的属官有长史一名，掾属、令史、御属各二、三十名。其中，长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属是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负责人（掾是正职，属是副职），除长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属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

按东汉以三公领九卿的制度，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九卿

九卿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太常掌典礼，光禄勋、卫尉掌宫省禁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副职为丞；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大体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属太尉；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属司徒；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属司空。东汉九卿均于官称上加“卿”字，如太常卿等，秩中二千石。除此之外，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一、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之外，增置东中郎将、北中郎将、西中郎将、南中郎将。二、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由西汉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为六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增三公曹，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诸曹各三人，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庞大的多。

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亦称“列卿”）还有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等。其中，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都城之内的治安，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其副手为丞，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大长秋主管皇后事物，性质与就卿中的少府类似，由宦者担当。

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115]

尚书台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尚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尚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禄勋与卫尉负责，光禄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禄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禄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监察制度

加强监察制度 在中央置两套监察机构：一是御史台；二是司隶校尉。御史台，西汉时是御史大夫下属部门，东汉初改为主管监察的机构。以御史中丞为长。下有治书侍御史2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大臣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和其他大庆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司隶校尉既是朝官，又是京畿的地方官。设从事史12人，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所辖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事务。司隶校尉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朝会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设专席入座，号曰“三独坐”。

东汉在地方上设12州部（除司隶校尉辖区外），每州设刺史1人，从事史12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县，考察地方官政绩，检视刑狱情况，年终奏于皇帝。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报皇帝，使地方郡县直接处在皇场的监控之下。

选官制度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并为四世三公之名门。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军事

建置

刘秀称帝后，对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本的发眼点，在于集军权于中央。建武六年（30年），刘秀下诏销国都期的建制，其兵权归由郡国守，相激便，第二年，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从此、地方军队大大被少，维护地方治安，失去了作战能力。

等级

在军事方面，相当三公的中央高级官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相当九卿的有前、后、左、右将军，均不常设。以上将军均开府，府属有长史、司马各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三十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职掌参谋，均由朝廷任命。将军直接领兵的，在部、曲、屯等建置上分别设校尉、司马、军侯、屯长等统兵官。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以大将军执政，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另有所谓杂号将军，临事设置，事毕即撤。唯度辽将军因南匈奴所部时有内乱，自永平八年（65年）后常设。汉灵帝设西园八校尉，统率首都洛阳驻防军队，以宦官主之，这是后世宦官领兵的开端。

兵种

东汉常备军由中央与地方军（郡国兵）组成，刘秀还大力加强中央的军队。中央军中，京师卫戍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野战部队（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中央的军队主有四支，两支在首都，为南军和北军，分别负责保卫皇帝和警卫京师。另外两支驻守地方：黎阳营和雍营。黎阳营合龠、具、并三州房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守卫黄河以北，为首都洛阳北面的屏障。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守卫三辅（左冯馆、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为洛阳西面的屏障。此外。在重要的沿边地区有边防军，也是中央军队的一部分。

北军下辖五个兵种的部，番号分别为屯骑（骑兵）、越骑（特种兵）、步兵、长水（水军）、射声（弓箭）。长官为校尉，副职司马。全军总数约五千人不到。北军平时驻屯在京城掌管君主宿卫、助理首都治安，发生战事就成为组建出征部队的核心。地方上的郡国兵经东汉初期多次裁撤、削减，只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数驻军。遇有战乱，都是临时募兵或抽调京师北军出战。

经济

农业

生产工具

东汉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更高。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兴修水利

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牛耕技术

东汉时牛耕技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东汉墓中的农牧壁画。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内蒙古、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庄园经济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记载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四民月令》中还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开垦土地

东汉时期垦田数增加到 7320170余顷，几乎赶上了西汉极盛时的数字。如果加上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和依附农民，东汉的人口和垦田数会更多。这反映了东汉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

手工业

冶铁技术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时期的陪都南阳为全国最大的冶铁中心，其中南阳官员、发明家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炉），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排的极大提高了冶铁质量和效率，是东汉冶铁技术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冶铁史和机械史上的伟大发明，约早于欧洲一千多年。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铁制兵器开始逐步取代青铜兵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冶炼钢铁技术——“百炼钢”。所谓“百炼钢”，就是将块炼铁反复加热折叠锻打，使钢的组织致密、成份均匀，杂质减少，从而提高钢的质量。用这种技术制造的刀剑——“环首刀”，刀柄端带有金属圆环以利操控，刃直刀长，刚硬锋利，质量上完全无可挑剔，轻易的压倒了青铜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冷兵器，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种兵器。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郑州巩义市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

制陶业

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纺织业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漆器业

漆器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

陶瓷业

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近后来的青瓷。

商业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人口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西汉时，都城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东汉初，全国在籍人口有2100余万，明帝末年（75年）增加到3400多万，章帝末年（88年）上升到4300多万，和帝末年（105年）达到5300多万。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东汉官方户口统计表

公元年份

户数

口数

垦田数（单位顷）

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

4279634

21007820

-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

5860573

34125021

-

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

7456784

43356367

-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

9237112

53256229

7320170

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

9647838

48690789

6942892

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

10780000

53869588

-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

9698630

49150220

-

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

9946919

49730550

6896271

汉冲帝永嘉元年（145年）

9937680

49524183

6957676

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

9348227

47566772

6930123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

10677960

①56486856

②6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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