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 下

文化

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西晋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文学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老子《道德经》，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史学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思想

魏晋玄学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佚。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冢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多数学者认为，魏晋间人聚敛缀合秦汉典籍，又附益纬书、佛典之说，成此《列子》八篇。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时期，东汉和魏初，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魏晋间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260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僧人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玄学崇尚老庄，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陵之道教为“鬼道”，称其道徒名为“鬼卒”。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道教经典大量抄袭、模仿佛经语句和思想，乃是学界的共识。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起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科技

医学

王叔和是西晋的太医令，为当时最著名的医学家。他曾编辑张仲景的《金员要路》和《伤寒论》等书名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写成了一部医学名者《脉经》。书中记载了24种脉象，根据不同脉象，判断疾病的种类。《脉经》奠定了中国古代脉学理论的基础，是古代诊断学的重大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皇甫谧也是西晋时期享名甚高的医学家，他尤其擅长针灸，著有《甲乙经》12卷，书中详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俞穴的部位和总数，并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针灸学专著。

数学

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后刘徽著《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

地理

裴秀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民族

管理西域

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匈奴、鲜卑、丁零、乌桓等民族部分内迁并最后与汉族融合。

五胡内迁

西晋时期周边地区出了问题史称“五胡内迁”。所谓五胡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及河套以北的广大区域，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东汉以来，他们逐渐向黄河流域迁徙。

匈奴族，南达长城，北至沙漠，东西万里，分布很广。分南北匈奴后，南匈奴归附东汉，人居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地。汉末军阀混战开始时，匈奴单于于扶罗率众进至今山西中部。曹操时，把南匈奴分为五部，立匈奴贵族为五部帅，分别统领本部，并立汉人为五司马加以监督，主要分布于汾河流域。西晋初，塞外匈奴人又大批内迁，前后4次，总数有30余万人，分布在今山西、陕北和内蒙古南部。匈奴族与汉族杂居，加速了他们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西晋将匈奴部帅改为都尉，成为地方行政官吏。

鲜卑族，东汉末酋长檀石槐统一各部。占有东起辽东、西至云中和五原的广漠地区。檀石槐死后，内部分裂，形成了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段氏、秃发氏、乞伏氏等部族。魏、晋时，鲜卑人逐步南移，散居于长城内外，向南延伸至河北，甚至进人河南与汉人杂居。其中，拓跋部人居并州等地，有骑兵40余万，势力强大。

羌族和氐族，历史悠久，原居今青海、甘肃一带，东汉时不断迁居关中、魏、晋时，又大量内迁，在巴蜀、扶风、京兆（今陕西境内）一带与汉族杂居，从事农耕，不少羌人、氐人改为汉姓，使用汉语，受汉族文化的熏陶。羯族，其相貌深目、高鼻、多须，风俗、语言与匈奴相同，曾受匈奴统辖，被称为“匈奴别部”。后来大量内迁今山西，集中于上党的武乡（今榆社县）。内迁的羯族虽仍然保留部落组织，但已习惯于农耕。

徙戎之议

西晋接连不断的内乱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态度是坚决拒绝，而且要把他们赶出去。早在西晋灭东吴（280年）之后，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提出要解决少数民族内迁问题，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郭钦的上书，把少数民族视为洪水猛兽。郭钦的建议虽然符合当时朝廷的意愿，但真正实施困难。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迁到内地的，人数众多，分散各地，与汉族杂处，不可能将他们再迁回。

由于西晋政府不能善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西晋由于自身不稳定，所以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上显得很被动，很不自信，然而，当时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发展已成燎原之势，西晋政府想挡也挡不住了。

最终西晋被少数民族联合起来消灭了。但是各个民族走向民族的大融合。

社会

婚丧

婚丧由于战争导致人口减少，政府规定男子15岁便可行冠礼，所以早婚现象非常明显和普遍。西晋要求女子年十七不嫁则由政府指配丈夫的诏令。在婚制习俗方面，由于门阀制度的影响，士庶不婚和身份内婚在上层婚姻中占据主要地位，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从一而终的思想、指腹婚和冥婚等传统习俗仍有着较大影响。但由于思想解放和少数民族习俗的融入，这个时期的婚姻较之前代有所开放。如贾充之女贾午私交韩寿，被父母察觉后加以认可；西晋徐邈女可以自选丈夫。特别是北方，妇女可“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社会地位较高，故在婚配上更为自由，贞节观念较淡薄，寡妇与人交往、再嫁也被视为正常。

在丧葬方面，魏晋南北朝大体一遵秦汉礼制，但在谒陵、守墓及居丧期的礼节遵守上大为淡薄。其中较重要的是薄葬之风的兴起。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临死前均遗命薄葬，反映出时人观念的进步。

节日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端，古汉语有开头，初始的意思，称”端五”也即”初五”。

皇帝世系

西晋265~317

庙号

谥号

姓名

表字

生母

统治时间

年号

陵墓

世祖

武帝

司马炎

安世

—

265-290

泰始265年－274年

咸宁275年－280年

太康280年－289年

太熙290年－290年

峻阳陵

—

惠帝

司马衷

正度

—

290-306

永熙290年－291年

永平291年－291年

元康291年－299年

永康300年－301年

永宁301年－302年

太安302年－303年

永安304年－304年

建武304年－304年

永安304年－304年

永兴304年－306年

光熙306年－306年

太阳陵

—

怀帝

司马炽

丰度

—

307-311

永嘉307年－313年

—

—

愍帝

司马邺

彦旗

—

313-316

建兴313年－31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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