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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宫殿形制上，大明力图恢复汉族文化传统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为遵循礼制。即建筑形式按照礼制建设：例如采用三朝五门，即《礼记》郑玄注所称，周天子及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天子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但实际上，自战国以后，都城宫室制度中，循此制者无几，直到唐朝始有其意。这就是唐西内有五门（承天门、太极门、朱明门、两仪门、甘露门）和三朝（外朝奉天门、中朝太极殿、内朝两仪殿）。元失此制，明南京皇宫则又用此制，其五门为：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三殿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后妃六宫，按周礼，“天子后立六宫，……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夫人虽不分六宫，变分主六宫之事，或二宫则一人也。”南京皇宫在历史上两次建立后妃六宫以交序列的形制，以趋合礼制的要求。关于门阙，《礼记》有“以高为贵”的规定。早在秦汉时期，高台建阙（观）就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设置，标表入口以壮观瞻。南京皇宫午门采用“冂”形高大门阙便是吸收这种传统建筑形式建成的。通过门阙的体量和所组成的空间，体现皇帝所需的崇高与威严。

此外，还刻意借“天道”来加强礼制在宫殿建筑上的作用。所谓“礼者天地之序也”。“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帮天秉阳，垂曰星，也秉阴，穷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曰星为纪，以月为量”。讲究天人感应和礼制秩序的大明帝国，在南京宫殿中极力利用这些原则来强化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礼制的权威。如在正殿之后建立乾清、坤宁二宫，象征帝后犹如天地；在乾清宫之左右立“日精门”、“月华门”，象征日月陪衬于帝后之左右；在东安门外者曰青龙桥，在西华门外者曰白虎桥，取自星宿二十八宿，以象征天津之横贯。在建筑的称谓上也采用一些拟天的象征手法，如前朝正殿名为“奉天”，意为奉天命而统治天下，明朝人的解释是“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无往非奉天也”，以此强调新王朝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华盖”本是星名，古称天皇大帝座上的九星叫“华盖”，象征大明统一天下是应帝星之瑞。“谨身”是说皇帝加强自身修养。

南京故宫在选址上顺应自然，权衡各种利弊作出最佳选择宫城卜地于钟山之阳，北倚钟山的“龙头”富贵山，并以之作为镇山，放弃了对平坦的中心地带——原六朝及南唐宫殿旧址的利用，而采用填湖造宫的办法。究其原因，不外是“（旧内）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不符合新王朝的要求，且旧城居民密集，又有诸多功臣府第，大量拆迁有关人心向背；加之南京属丘陵地带，平地难寻，而因地就势依山而建，能创造出气象宏伟的效果。这种选址，在金陵有历史先例可循，六朝宫城便是选择在鸡笼山、覆舟山下的一片高河漫滩上，东濒青溪，西达五台，鸡笼山和覆舟山就旬天然屏风拱卫于宫城之后。明代南京皇宫以富贵山作为依托，并巧用原来的东渠作为皇城西城隍，将午门以北的内五龙桥、承天门以南的外五龙桥和宫城城濠与南京城水系相互连通，取得人工和自然相互辉映的效果。而宫城偏于城之东，则可减缓居中布局常带来的交通阻塞问题。因此南京故宫选址是综合考虑地形地貌和社会心理因素而进行决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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