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儿,有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部作品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有相似之处。我承认这部作品有那本书的影响,毕竟我和那个人有当面交谈过。但亲爱的读者呀,您可不要以为我是在抄袭那本书,因为两者都作为捕鲸小说,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再者,鉴于近年来他的作品重新被人注意到(不是我发起的),我作为他的后辈,并以此为契机公开一些我和他当面交流的一手资料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用对其实际内容的剖析澄清这部作品和那部作品没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当然,您将这一章看作我对《白鲸记》的书评也无妨。
从1850年代到1920年代这七十年间,赫尔曼·梅尔维尔几乎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连我也是在1891年仲夏,一本老旧的《白鲸记》无意间落到我的手中时我才第一次认识这个名字。同为捕鲸人,我从《白鲸记》中感到一种深刻的共鸣,背部撕裂般的痛楚鞭策我一晚上将它读完。
恰好那段时间我要到纽约去处理公务,于是我飞快地乘上风火轮抵达了他的住处,敲响了他家破旧的房门。他家的门槛几乎没有磨损,积了一层薄薄的灰。
“是谁?”一道苍老无力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是我!前段时间约您见面的人!”我回答道。
几乎和主人一样老的门吱呀吱呀地开了,咋一看还以为这不是一个作家而仅仅是一个落魄的老水手——彼时的梅尔维尔留着一副托尔斯泰式的发须,整张脸都呈着大理石般的惨白;眼窝比年轻时更加深陷,可并不像后世照片中所展现的那样,深邃而睿智,反倒像是一种将死之人对未来的平淡——这是他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会他的重要一课——或更像是一种被榨干了精气神后所剩下的干枯的残躯,毕竟他的后半辈子都被困在了火刑架上。
和他的老态龙钟相比,当时的我正处青年,就像上午的太阳,满溢阳刚盛气,和当时的我的祖国一样;也与他创作《白鲸记》时同龄。我在给他的信里就表明了我的身份,不知道是因为知道我曾经当过标枪手,亦或是觉得我与他直视的蓝眼睛揭露了什么秘密,这个老者看起来想要逃避什么。可他又看见我脸上明写着的期待和崇拜,还是将我迎了进去。
“坐吧,年轻人。”我像跟着一大块盐渍鳕鱼。这并不是夸张,我和他交流的厅房也像一个充斥着海腥味的水手舱房。
经过短暂的客套话和拉家常后,我们进入正题。
“我很好奇,”我说,呷了一口我带来的欧洲茶,“您创作《白鲸记》的初始动机是什么?”
“是这样的,年轻人。”他缓慢开口,直盯着我眼中的那片湛蓝:“你或许知道,我最早的几部作品确实是获得了些许的成功,尤其是1849年完成的《玛迪》,更是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这对于我来说必定是非常欢欣鼓舞的。但我想对你来说,这些内容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吧——当然,像你这样的读者应该也少。”
“大可不必这么说。我们当时并没有在马克萨斯群岛群岛逗留太久,您的作品对我来说也是在拓宽视野;另外,您的文笔也是我还需要多年努力才能赶上的。”
“哈哈哈,过奖了。”老爷子笑了,“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接着说,因此我写《雷德伯恩》和《白外套》的时候,就有意模仿着那三部‘成功’的书的风格来写,但这次却没有出版商愿意应了。因此我就必须找一个方法,让大家重新看到我的书——没错,我最初的动机纯粹是一种商业冒险——我打算以我整个两年多的航海经历,再加上我已经在书中说明了,和欧文·蔡斯的儿子等人的交谈为蓝本,而写一部关于‘鲸’的小说,进而赢回我应得的名誉。”
“按照您这样说的话,那么最后的成品应该是像《泰皮》那样的轻松愉悦,让我仿佛自己就躺在面包树荫下悠闲地读,或许我自己就变成了托莫本人。而不是像现在我们读到的那样,对于我们这些内行还好,对于外行或许是不是有些太深奥了。而且说实话,我读起来都有一些吃力。”
“你有看扉页吗?”
“致谢纳撒尼尔·霍桑的那页吧?”
“你读过他的书吗?”
“读过一点——我猜您肯定是因为他对那本书的完成很有帮助。”
“你说的不错。”他停下来呷了一口热茶,“如果没有他,或许那本书就会像你那样,是一部讲捕鲸的《泰皮》。
“说起来这件事挺突然的。那年我搬到匹兹菲尔德住,得知了霍桑就住在附近——我们都知道,霍桑可比我早出名,名声也从来都比我大——但很好的是,我和他在那段时间形成了无限制的兄弟情。”说到这,老人家语气慢了下来,“我真的很怀念那段时光,那段和另一个心心相印的人可以毫不顾及地互相交流思想的时光。”他顿了一下,“我从来都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能将我的一切心思酣畅淋漓地充分表达出来,而且是表达给一个我自认为和我能产生强烈共鸣的人——而且在那段时间他写的作品也成了他的代名词——或许这就是相互成就吧——我们互相将对方推上了文学事业的巅峰——哦不,只是他推举了我,像他那样的大师,我这种费心费力的写而没人看的作者有什么用呢......”
“您不能这么说。”我伸出手去安慰他,“我能知道您的作品就是因为我的一些亲友推荐的。喜爱您的书的人有很多。”
“抱歉,露丑了。”他缓了一下,“虽然我们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很久,但他给我造成的影响凭借我自己是无法表达清楚的。我能告诉你的是,当我结识他的时候,《白鲸记》基本上已经成形了,本来就像你说的那样。但纳撒尼尔·霍桑的思想就像一把九尾鞭,不断抽打着我,让我从内而外都伤痕累累,流出汩汩黑血,形成了抹香鲸皮肤下的肌肉纹路;这却使得我浑身感到空前的健康和精神,因为排出的净是有毒的死血。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年对霍桑说,而今天又对你说,《白鲸记》成了一本邪恶的书,而写书的我却如同羔羊一般纯洁。我也是写完了才意识到,《白鲸记》居然在无意识中摘取了印度的大王冠——我想你能懂我的意思。
“而那些黑血是哪里来的呢?那之前不久我迷上了所罗门和古印度的文献,还有你们国家的歌德等人的作品。那些作品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深奥,深奥到哪怕我现在都难以言表——既然你也是德国人,我想先听听你对此的看法,我可能表述不清楚。”
“我们国家的文学普遍存在一种往深渊里跳的冲动,尤其是歌德他们的更明显。看见那些文字我很难联想到什么轻松明了的东西。毕竟‘哥特’是我们老祖宗的名称。”
“没错,就是那种往深渊里跳的冲动,最好的宝石永远都是埋在地底深处的。但我们潜得越深,就离地狱越近——或许终极的智慧不在天堂而真的在地狱——纳撒尼尔·霍桑给我带来的教益在这方面也有体现,他的思想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查漏补缺的作用。我之前的作品太专注于冒险过程本身,或者是有意地想要批判什么,单独这样或许大众很喜爱,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表达效果会非常狭隘。
“纳撒尼尔·霍桑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就是从人性,特别地说,是从人性的悲剧,以及在悲剧中挣扎的人性的真善美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我原来只是浅挖一层,而他却一下子剥下了整条厚厚的鲸脂,露出柔软的红肉。我之前的作品从来没有体现这一方面,过于注重故事性,思想表达也过于刻意。但霍桑的作品从人性之悲剧的视角却也同样达到了高可阅读性。因此我就着手对《白鲸记》的废寝忘食的修改工作,将任何我能够想到的素材一股脑往上堆。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习得了霍桑的手法,才能让这些素材成为我走向世界真理的铺路砖——那罗马的万神殿还真的是在地狱之火的中心处......”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老人家一直紧盯着我的蓝眼睛,而我从他的眼睛中却看到越来越深的懊悔。在说完上述的话时,他一把抓起我的手,身体前倾向我靠近,语速越来越快以至于我难以听清。他越来像一个忏悔中的桂克。
突然,在我都还没反应过来的瞬间,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在我面前,将那张又冷又硬的脸埋在我的手里。我感到有温热的液体从我的手心流过:
“我忏悔啊,我至高无上的主......我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结果最后报应终于降临到了我的头上......背离上帝者终不可得善终......”
我被这突然的一出搞得不知所措:“您没事吧,先生?我扶您起来!”
赫尔曼·梅尔维尔没有搭理我:“我的作品充斥着作假、误导和剽窃......我根本就不算是个捕鲸人,只是个走马观花式的过客......我的书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书中的二手资料,可我却假装我是一个实打实的航海专家,蒙骗了多少人啊......标枪手?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受人欢迎的好水手?可我是个带头的逃兵......我的主啊,您应该比我更明白,逃兵究竟是一个多么可耻的存在......航海者最忌讳的就是当逃兵!但逃兵的故事却往往最能够吸引世人的注意......我的主啊,我直到临死之时才肯虔诚地信仰您。
“我的主啊,您的眼睛里装着整片大海,您的瞳孔上刻满了太平洋上的万千群岛。我向这片大海真诚地忏悔!来世必定要传播真理,丝毫不说谎话!我宁愿做一个枯燥而真实的史学家也不愿再做一个虚伪的文人......我的主啊,这就是我主的手吗?这不是人类的手!是我主的手!这是攻打过比利维坦更大的克拉肯的手,在这只货真价实的标枪手的面前,我这双小水手又能在捕鲸业中有什么话语权呢!
“啊!纳撒尼尔·霍桑的人性!啊!我曾经所宣称的神性!现在都如同被搅碎的圣餐面包,我曾经以为这些碎片拼凑成了我们——就算如此,我也完全不够格——我是一个虚伪的信徒——我不是,纳撒尼尔·霍桑也不是——请原谅我的自大与狂傲,那是因为直到此时此刻我还未见过上帝的模样。
“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莫比·迪克——哦不,莫查·迪克!真实的莫查·迪克!为什么您的瞳孔是白色的?因为您曾经目睹过莫查·迪克!因为您曾经敢于对真正的莫查·迪克发动攻击!可我呢?连鲸都没见过几条,更别说大白鲸了!您肯定会说我塑造了一个很典型的白鲸形象,可那些完全的二手资料怎么可以和您这样的亲身经历者相提并论呢?
“您千万不要安慰我!我看得出来!我闻得出来!我听得出来!我虽然不算是一个称职的捕鲸人,两年多的航海还是让我习得了基本的感官!我看得出来,您的眼球成了游弋的白鲸的永久展览室!我闻得出来,您的到来让寒舍充满了熟悉的海味!我听得出来,让我感到我又重新回到船头楼上,劈波斩浪穿越激涛的岁月!我的主啊,幸好您在我死前降临,给予我忏悔的机会。一个人不可能独自从内心发现上帝,必须要外在的引导。如果说纳撒尼尔·霍桑是我的再生父亲,那么您就是我的圣母玛利亚......”
整个过程我都一直是蒙的,放任他沉溺在我的手心中忏悔。后来我好说歹说地搀扶他起来,又聊了半天后才道别。没想到这第一面就成了最后一面。我有幸参加了他的葬礼。
现在的读者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的结局竟然会是这样,这是十分令人唏嘘的。
我觉得这完全不能怪他,因为超越时代的作品必定是超越作者本人的在世年月的。哪怕是他本人对他自己作品的看法,也有因为穷困潦倒了大半辈子而趋于精神失常而做出的片面评价。我现在也和他仙逝时差不多大了,可在文学上的地位却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虽然我不是冲着名利来创作——就算是文笔本身,更不及他的百分之一。因此请允许我占用本章剩下的篇幅,以一个外国的事后诸葛亮重述梅尔维尔《白鲸记》之思想。
我一直秉承这样一个历史观,即一切事物都必须要认识到它在起作用的当时的作用。这对于真实完善地解释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很有裨益的。我们知道,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的创作非常符合时代背景,彼时新贝德福德——他本人的航行起始的地方——一家独霸,如日中天。美国人贪婪地到处掷标枪——这是我早就说清楚了的。在那个“捕鲸热”的时代,他想写一部讲捕鲸的小说也是在迎合时代。
可是这“迎合时代”的目的却因为纳撒尼尔·霍桑的出现而粉碎了。换句话说,没有纳撒尼尔·霍桑,《白鲸记》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的样子,梅尔维尔也将一直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更不至于在统舱郁郁而终。
而纳撒尼尔·霍桑究竟给了他什么,这是梅尔维尔用余生来寻找而不得的问题。按照我所秉承的历史观,我认为可以从他们两人当时的状态为突破口来寻找答案。在《白鲸记》完善前夕,梅尔维尔已经凭借所谓“波里尼西亚三部”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是他真实的南洋冒险经历与其天才的写作手法相结合的成果;个别经不住检验的考据其实也无伤大雅。哪怕是他从未去过楠塔基特的事实,也是完全可以忽视的。而与此同时,纳撒尼尔·霍桑先后出版了《红字》和《七个尖角的阁楼》两部巨著,它们自此之后几乎成了霍桑的代名词。梅尔维尔也因此有了第一时间阅读那两部巨著的权利。
“轻快又不失激情的航海与冒险”是梅尔维尔的旋律;而“对人性的悲剧及与其对立的美好与真实的生动描绘”是霍桑的基调。进一步来讲,梅尔维尔早期作品集大成于《玛迪》一书。至于后人常常评论的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南北问题等的批判和对未来局势的预言,都在《玛迪》里有体现,这部作品在对时政的批判性甚至高于《白鲸记》。
梅尔维尔生活在超验主义盛行的时代,而《白鲸记》却俨然成了一个摒弃基督投身异教的问题作,人超越感性和理性认识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巴力、夏马西或琐罗亚斯德。这完全要归结于霍桑及其思想。按照一般的建议,《白鲸》约等于《玛迪》加《红字》,再加上一点点《七个尖角的阁楼》,并各取所长的融合作品。
这要考察一下《白鲸记》的主要人物设定。霍桑的人性悲剧集中体现在船长亚哈一人身上。亚哈是有形的红字,那是他的断腿,是莫比·迪克镰刀般的下颚烙上去的;亚哈是无形的红字,那可怕的仇恨将他折磨得身心俱疲;亚哈是社会的红字,他对莫比·迪克深刻的复仇心至死不渝、势不可挡,终于当众被绞死在深海。他是海丝特·白兰特、是丁梅斯代尔、更是罗杰·齐灵渥斯!梅尔维尔将这三把悲剧的钥匙锻造成一把,插在裴阔德号的船长室中。
再考察一下别的主要角色的人设来源,也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首先是大副斯塔巴克,一个典型的楠塔基特桂克,更是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人乃至现代美国人的形象。这个人在作品中体现了海斯特和珠儿母子,是红字的对立面。此外,斯塔巴克是楠塔基特最初定居的三个姓氏之一,另外两个是考芬和梅赛。
然后是二副斯塔布,一个玩世不恭的乐天派。这个人体现着一种对现实的妥协性,无力抗争更无心抗争。
最后是三副弗拉斯克,如果不是作者有意介绍我们可能还记不住这个庸人。
三个标枪手的设定也大有来头。
首先是奎奎格,据说它的来源直接是住在努库希瓦的泰皮人,尤其是那名泰皮族酋长马西维。他“浑身刺青”,又“食人”,这两个素材是梅尔维尔带给世人的一大厚礼。
其次是塔什特戈,一名印第安人。这深刻地反映着楠塔基特岛的不堪历史。印第安人作为岛屿原住民,却被新来的白人驱赶并奴役;在早年间楠塔基特极盛的时候,一艘捕鲸船的水手全是红人而长官全是白人。
然后是达戈,一个高大的黑人。梅尔维尔特别花大笔墨描写矮小的弗拉斯克站在达戈的肩膀上,其意义不言自明。黑人贸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岛上红人数量锐减的麻烦,楠塔基特亦作为美国废奴运动最先的中心而知名。
最后我才来提菲律宾人费达拉。他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从船舱底下蹦出来的红字,一个给亚哈自己看的红字,一个给全船水手看的红字,一个给全世界看的红字。正是因为裴阔德号上的红字不像波士顿的红字,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前者不可能被消除,而后者有机会获得世人的谅解。虽然最后费达拉先走一步,去给他的老船长牵马车;但红字并没有消失,它佩戴在虚构的莫比·迪克的胸前,永远游荡在每一个读者的胸中。
还剩下那一点点的《七个尖角的阁楼》,深刻地体现在小黑孩皮普身上。他不像克利福德那样先天痴傻,而是被大海的孤寂和辽阔所震撼,灵魂迷了路,从而成为海上的克利福德。在文学作品中,痴傻之人常用作真实和美好的代名词——我们的古代传说也爱用女乞丐女疯子当真诚的预言家。这样的一个存在只能让人暂时忘却红字的存在。
有趣的是,霍桑给红字留了忏悔的余地用于升华主题,而梅尔维尔却将除了观察者外的一切全部诉诸毁灭。这就要谈到《玛迪》思想的残余,这是霍桑所不具有的品格。《玛迪》的结局几乎就说明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局——除了置身度外(现实中基本不可能)的观察者全都必定毁灭。而亚哈船长的红字在外的实际体现,就是美国捕鲸业中无可救药的专制。我们知道,裴阔德号上的船员和我们船的一样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都是来自被殖民地或岛屿的人;这是铁打的事实。
如果说梅尔维尔是水,那么霍桑就是火。按照常理,水应该能扑灭火,而在这儿,火却点燃了水,且其颜色是深邃黯淡的黑紫色,处在紫外光和可见光模糊的交界处,让人感到心里压抑发慌。神奇的是,我们认为的暖色调是红黄绿,冷色调是青蓝紫;然而从光谱的角度来看,红黄绿是冷的,青蓝紫却是热的,水与火的结合让火和水都更上一层楼。《白鲸记》正是这样一种结合的产物。霍桑给梅尔维尔点燃了通往深渊的火把,为他照亮探索的前路。
最后我想谈谈与本作有关联的一个话题。斯塔巴克作为亚哈船长最大的阻碍,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且作为亚哈的对立面贯穿始终。斯塔巴克有两次机会可以消灭亚哈力挽狂澜:一是台风中下去给沉睡的船长汇报情况时,二是决战前夕和船长的对话时。可他两次都没有把握住机会。一般来说,这可以归咎于贵格会奉行的“不争主义”所自带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自己的目的没达成反倒一下子就被船长的胡言乱语吓得打道回府。这也决定了斯塔巴克或许会是一个优秀的捕鲸人,但不可能会是一个优秀的长官。有德无能的人处在这样的关键位置才是《白鲸记》悲剧性的关键;亚哈并不是稀有的船长,配了斯塔巴克这种矛盾的大副才让它具有难以超越的艺术性。裴阔德号的最终沉没主要应怪罪斯塔巴克的不作为而非是亚哈船长一心想胡来【黑体】。
一个人想要在梵蒂冈广场自焚,在点燃自己的瞬间别人肯定下意识会避开;而如果这个人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和大家连接起来,在点燃的瞬间大家就逃不掉。但如果有人能早日识破阴谋,号召大家剪断连结,亦可以避免悲剧。聪明人必然会选后者。因为过于专注于祈祷而没看到就算了,而如果他看到了却不站出来阻止,这种人比始作俑者更能称为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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