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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子中，虽然诗织及其一家言之凿凿地认定犯罪嫌疑人就是小松和人，但对警方来说，这一判断是在当时无法完全确定的。

换个角度想，对警方来说，这起案子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是认定为“情侣吵架”和“故意诽谤”的状况，并未出现严重的伤人等过激行为，所以警方自然不愿给予此案过高的重视。

第二，对于大多数跟踪狂的案件，其实定义犯罪和抓捕嫌疑人，在当时的日本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

诗织这件案子，事实上最大的难点就是一旦警方对此进行立案，那么如何在犯罪嫌疑人实施非法侵害的时候进行抓捕，便成为了事件解决的瓶颈。

一方面，当时日本没有跟踪狂是犯罪的法律规定，所以要对小松和人进行拘捕，必须要以其他的罪名来进行：“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非法拘禁”……

事实上，警方可根据诗织一家所提供的证据，稍微深入调查，应该就可以用上面的这些罪名来对小松和人定罪。

可警方在那个时候如此玩忽职守的做法，虽然有其警力不足无法应对的客观因素，但也是导致了诗织一家和其本人持续遭遇侵害的主要原因。

退一步来说，如果警方想要用上面的罪名对小松和人进行犯罪现行抓捕的话，那么势必需要用诗织作为诱饵，来诱导小松和人的犯罪行为。

可这么一来，警方很可能会被质疑“钓鱼执法”，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女性羞辱。诗织在与小松和人的交往中，最初做错的一件事，就是她接受了(尽管是被迫)小松和人大量的礼物，而且那些都是价值不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其实即使是现在也是如此），女孩一旦陷入了这种在外人看来“金钱交易”的关系中，那么舆论自然而然就会认为这名女性是不检点、不自爱。

当诗织与父母去警方报案的时候，接警的警员其实是一种“看你自作自受”的心态——谁让你拿了人家那么多东西的？这点我们从警察应付诗织一家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

因为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心态，警方也就一定程度上地把小松和人的种种过激做法，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报复。

在这样的懈怠绥靖的办案态度下，诗织一家没有能从警方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帮助。

与此同时，她们一家对于警方的不信任感也在与日俱增。

另一方面，在诗织父亲拿着匿名诽谤信件前往上尾警察署报案后的一周，负责此案的警察，才将指控申请表递交给了他的上司进行批准。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警方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手续。

上司拿到这份申请表后，非常不悦地将这份申请表扔回给了这名警察。

他说：“这种事情干嘛还要让他们做指控啊，报案之后侦查不就可以了么？”

作者君：下章我会简单介绍一下向日本警方报案的两个不同方式：指控 与 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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