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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宗教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不光靠组织领导者以敛财，而且还依托着“教义”，让信徒们都成为他敛财的帮凶。

在那个宗教的教义里，所有的教徒都需要将家搬到一个村里面定居几个月至几年不等的一段时间，并且积极向教团汇报自己的邻居的情况。与此同时，那个宗教还规定“非教徒之间不许结婚”。

在这一点上，一些有那种性质的宗教几乎都有相同的强制规定。

对于坚持己见，一定要“脱教”的教徒，那个宗教不惜下毒手，对那些教徒毒打、监禁以及绑架，甚至是杀害。

对于有脱教意愿的教徒的家人，那个宗教也经常对他们进行恐吓威胁。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那个宗教在韩国本土的声望急剧下跌。

为了获得更多的教徒，他们便将目光转向了别的国家，比如:日本和美国。

在日本开展的布道，由于那个宗教并没有“宗教法人”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依托于“自我启发讲堂”的形式，用一些“软宗教仪式”的方式，来吸引民众的参与。(受害者宫泽夫妇就是因此进入的)

受害者宫泽干男和泰子所参加的那所讲堂，就设立在东京都的中野站前。

通过受害者宫泽干男的同学们回忆，警方得知受害者宫泽干男从东大毕业之后，还时常参加同学们的聚会。然而从案发十四年前开始，他就突然间不跟同学们联系，而这一时间段，与他参加“自我启发讲堂”的时间基本吻合。

据泰子的“公文教室”的同事们回忆，泰子也曾经提起过，她和丈夫宫泽干男的结合，基本上就是讲堂里的老师进行的撮合。

直到案发之前，宫泽干男和泰子在名义上仍然是这家“自我启发讲堂”的会员。

然而，在对于这家讲堂提出的“让宫泽家的孩子们也参加讲堂活动”这一要求，妻子宫泽泰子似乎表现出了并不情愿的态度。

据泰子的母亲回忆，夫妻两人因为这件事，也发生过几次口角，然而他们却从不跟家里人谈起这件事的细节。

同样参加了这间讲堂活动，并且在之后脱离了那个组织的一名女性回忆，讲堂里的“老师”曾经提起过，有一名会员的“信仰心不够虔诚”，因此上天才对她实施了惩罚，让她的儿子患上了智力发育障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指的就是宫泽泰子。她当天并没有出席活动，只有她的丈夫干男在现场，脸色似乎很不好看。”

在本案中另一个奇怪的动向，就是当地的那个组织。

那个组织在拆迁行为中，往往担任的是“轰走钉子户”的工作，而在这起案件中，他们又是如何动作的呢？

案发前八年，虽然地价仍然在高峰附近徘徊，但干男和泰子夫妻俩还是买下了位于世田谷的这片土地，全家搬了过来。

到了案发那一年前后，由于地价的持续低迷，城市的拆迁再开发项目，已经几乎完全停止了。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炒地团（类似于我国的炒房团）”也还是有他们的生存之道的，那就是政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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