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精神坐标

“诗与帝国对時。”布罗茨基如是道。

的确,不仅仅是诗人,知识分子都大抵如此。他们领先于时代,用悲悯的眼神凝视着芸芸众生。在某个时刻,他们一定感受过一种无以复加的怆然——那是一种越过时空感的孤独。

于是他们奋笔疾书,距离众人一定高度地批判与感伤,一针见血地鞭辟时代的顽疾,造就了卡夫卡怪诞纷纭的梦,挖掘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幽的谷。

他们需要前瞻性或观全局的目光,他们需要以批判性或宏大磅礴的作品去震撼世界。然而高处不胜寒。

山顶固然赋予人们最佳的眺望角度,但若养成上帝视角的思维模式则愈加可悲。抑或者本着超越一切俗世烦恼的念头,知识分子将自己在云雾缭绕的山顶。在几千多年专制主义酱缸里浸泡的中国文人,大多都是携有难以磨灭的周作人气,对于他们而言,平和冲淡、远离尘嚣是追求,而知识是一杯茶、一盘棋,却非救世的良方,他们以为站在时代之巅,但实为空中海市蜃楼。

那么文人何为?

当站在山半高处。为土地所孕育而又歌唱着土地,让歌声回荡在山间经久不息的,即是文人。

不同于沈佺期、宋之问浮华的珠玉之词,那夹杂着凄凄血泪的《秦妇吟》似更能触动人心弦左拉为德雷福斯而选择与法国对峙,苍凉的深处是对人性的关怀;多少人望不见陀思妥耶夫斯基黑暗的底部,却又感受到从谷底升腾起的温暖的雾气……

此为文人。

当老派诗人食指与新秀余秀华掀起关于诗人、诗歌的争论时,这不仅仅是“相信未来”与“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之间的碰撞,更是当代文坛对于文人定位的迷茫与纷争。诚然,站在半山腰既不能融入平常百姓被广泛接纳,也不能被推上山顶膜拜敬仰,而是处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尴尬地位。值得吗?

值得。

文学之路不能“三餐而反腹犹果然”,亦不能“行得太远而忘记为何出发”。半山腰上,前瞻着彼方,又指引着人们正确的方向,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能“文”,能以笔为刀剑,但首先,他们又是有血有肉的人。查海生有“独我一人将此火高高举起”的孤绝,而他的原色却是查家湾金黄的麦地,“我是农民的儿子”。

“学者是当今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如爱默生言,文人这棵橡树不能栽在花盆中,而应处于半山腰上做立,那儿才有其精神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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