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2)

埃及的建筑师们经过大量的精心计算，才大胆地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石头堆放到处于金字塔核心的墓室的顶部。

古希腊神话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转，预测出旱季和雨季，从而为农夫提供了调节农活的历法。

然而，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不可见的神灵意志的表现，是那些神掌管着季节更迭、星球运行和海洋潮汐。这种情形就好比是总统的议会议员掌管着农业部、邮电部或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一观点。不过他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一样，并不想自找麻烦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倘若海滨的水果贩遇到怪异的日食景象时，吓得匍匐在地上乞求宙斯神灵的保佑，那只是水果贩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试图说服他们，说什么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都会预测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的某个时刻会出现日食，米莱图斯城会经历几分钟相对的黑暗。

就在那次著名日食发生的当天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由于光线不足，他们只好停止厮杀。即便在那时，泰勒斯也绝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仿效了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又一次演绎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胜券掌握在他们宠爱的人们手中。

由于泰勒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这正是他丰功伟绩所在）：他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神灵任意操控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狗或者在哈利奇有一次婚筵，而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件，日食还是要出现的。

泰勒斯通过科学的观测，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和不可避免的法则，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推测是正确的）：水是万物之源，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而且从时间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了。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亲手撰写的任何文稿。那个时代，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观点，因为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如今由他直接书写的文稿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依靠与他同时人的书稿中发现的只鳞片爪的资料，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晓一二。比如，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人都有广泛联系。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这些哲学家是“智慧的恶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奥秘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好比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一样，危险至极。

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有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和不好不坏的，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用闲暇时间耐心地研究人这一奇妙生灵的本质，并非凭先入为主的臆造从事。这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很好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教，指给人们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效果不一定更好。

他们很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来限制人们活动。

夜观天象的天文学家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成功地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内心深处的安宁。那是一切幸福的根源所在。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赢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获准可以深入一般被认为只有神灵才能干预的领域中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一新福音的先驱，把博学多才的一生奉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泰勒斯对希腊人眼中的全部世界进行了分解，并且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的部分，还公开质疑了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仍得以平静地寿终正寝。反正我们并未见到关于曾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作出解释的记载。

一经泰勒斯指明道路，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士纷至沓来。

例如，阿那克萨哥拉阿那克萨哥拉（约前500至前428）：古希腊哲学家。，约在35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在希腊各城邦担任“诡辩家”，并担任私人教师，教授哲学和修辞学。他对天文颇有研究。在他的授课内容中，强调指出太阳并非人们公认的是由一名神灵驾驭的天车，而是一个鲜红而炽热的大火球，这个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千百万倍。

阿那克萨哥拉提出这一理论后，相安无事，神灵并没有因他的鲁莽放肆而用雷电将之毙命。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宣称月球表面覆盖着山脉和低谷，最后他甚至暗示说，世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创世纪起就已存在。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距离地球遥远至极，普通的希腊人并不在乎用什么字眼称呼它们。但当阿那克萨哥拉开口宣称说，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逐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毫无疑问是走得太远了。这样的言辞与天神这里指的是丢卡翁和皮拉夫妇。的故事大相径庭——在大洪水过后，天神把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全部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要想否认这个庄严无比的故事的真实性，无疑会搅乱现存社会的安宁，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无论如何都行不通。于是，阿那克萨哥拉就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对象。

假如当时是君主制或共和制初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一名宣扬鲜为人知的理论的学者，使其免受愚蠢而无知的雅典农夫的迫害。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何况，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伯里克利（约前495至前429）：古雅典的政治家。恰是阿那克萨哥拉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的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进而使人们借以掀起一场反对该城邦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名叫奥莫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通过了。这条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或者对一切神灵持自己见解的人，要立即治罪。”依据这一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狱。不过，该城中的开明势力最终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很小一笔罚款就获释出狱了。他移居到小亚细亚的朗萨库斯，并在那里颐养天年，到公元前428年才与世长辞。

阿那克萨哥拉的事例表明，官方对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收效甚微。阿那克萨哥拉尽管被迫离开了希腊的雅典，但他的观念却留在了那里，并传给后代。两个世纪之后，这些观念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注意，亚里士多德以阿那克萨哥拉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科学假设。经过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总算令人欣喜地传授给了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伊本?路西德（1129—1198）：出生于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拉丁名为阿威罗伊，在欧洲中世纪以“亚里士多德注释者”闻名。。这位医学家还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各大学的学生中普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把这些理论和个人观察结合起来，撰写了很多著作。这些著述被及时地运过比利牛斯山脉，直抵巴黎和布隆的各大学。在那里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全盘接受了书中的思想，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书的核心部分，被人们视如乘法口诀表一样没有危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后差不多一代人后，希腊的科学家获准可以教授与民间信仰有所出入的各种学说。这时已经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普罗塔格拉（约前490至前420）：即Protagoras，古希腊诡辩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他在教学生打官司时都要和学生订下合同，学生入学时先交一半学费，毕业后第一次出庭胜诉时再交付另一半学费。，一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爱奥尼亚殖民地的阿希戴拉村。该村由于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的法则是：“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可贵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警察系统的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称：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之短暂犹如昙花一现，所以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神灵的存在上，我们的所有精力应该用在使生活更加美好和更加愉快的目的上。

这一论述当然是击中了要害，比以往任何文字或口述的所有东西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一观点问世之时，正值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们饱受失败和疾病之苦，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最明显的是，这时对神灵的超凡力量提出质疑，激起神灵的怒火，实在是不当时。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并被勒令必须改变理论，屈从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能够保护普罗塔哥拉，但此时伯里克利已经作古。而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普罗塔哥拉的船触礁了。他貌似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毒害的另一个牺牲品是戴阿哥拉斯。其实他根本称不上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青年作家。由于他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神灵的帮助，便把个人的怨恨一股脑儿发泄到神灵头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难诉而郁郁寡欢，以致思想发生剧变。他四处奔走呼告，以亵渎的语言诽谤北部希腊人普遍敬仰的“神圣玄机”。他如此放肆，以至于被判死刑。但在临刑前，这个倒霉蛋却得到机会逃跑了。他去了科林斯，继续对奥林匹斯的神灵大放厥词，最终由于脾气过于暴躁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对此史料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一如既往，谈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窄的程度不亚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食古不化的强有力证据。如今，我们经过详尽考察研究后，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位街头演说家的一生漫长而平静，他颇有才华，却又容易激怒他人，他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普通百姓依然坚信神灵存在时，苏格拉底就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帝的预言家了。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神启声音）意味着什么，却完全领悟了：苏格拉底对周围人奉若神明的理念持十分否定的态度，对传统习俗也完全缺乏尊重。当政者最终杀死了这位老人，然而他的神学理念（只是官方为了说服群众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其实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什么关联。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却收入菲薄。因此，这个男孩子没有足够钱财到正规大学进行学习，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讲求实惠，往往为了一门学科就要索取2000元的授课费。况且，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看来，探求纯粹的知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依他之见，一个人只要善于培养自己的良知，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没什么。为了拯救灵魂，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也毫无必要。

这个鼻梁塌陷、衣衫褴褛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论不休，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满腹牢骚（苏格拉底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只好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苏格拉底却把挣钱糊口看做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琐事）。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人数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蒙难。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作出痛苦而有益的贡献时，雅典的政治状况如何。苏格拉底

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70岁），他都在试图向人们表明：他们正在虚度年华，浪费着机遇，生活得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了空洞的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不可避免地滥用伟大而神秘的上帝赐予的各种恩典，力求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哪怕只有数小时的时间。他完全相信人的崇高命运，他打破了一切旧哲学设置的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普罗塔哥拉曾经教导人们说：“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宣称：“人的不可见的良知是（或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终尺度，塑造我们命运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作的那次演讲（准确地说，法官足有500人之多，他们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其同情与否——都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据理力争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人只要保持自己的良知，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妻室甚至没有住房，也会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谁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当局的干涉。”

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是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错误的陈词。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的利与弊，又想尽力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当然使他失去了双方的人心，不过那时候双方实力难分上下，腾不出手对他采取行动。

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贵族派赶跑了，完全控制了政权，苏格拉底自然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们获悉形势后，纷纷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宽容（美国历史学家，亨德利克威廉房龙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