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称道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于近代中国关系极大,关联极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夏,李鸿章出任专使,赴俄国庆贺沙皇加冕礼是虚,签署《中俄密约》是实。此后的行程便是游历和考察欧美多国。他访问法兰西期间,恰逢万国运动会(奥运会前身)在巴黎开幕。
升旗仪式上,各国皆有国歌奏响,唯独大清帝国极不靠谱,竟然连一支国歌都没有,当场惹得洋毛子放肆嘲笑。
李鸿章年逾古稀,白发萧疏,原本是应邀观礼的嘉宾,见此窘状,他健步离席,走到黄龙旗下,傲然挺立,大声清唱家乡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
那一刻,全场喧嚣归于肃静,旋即掌声雷动。一位东方老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李鸿章与孙中山从未谋面,但他们离谋面只相差很短的一段距离。
起初,孙中山的《上李中堂书》石沉大海,李鸿章并未料到这位广东青年是蛰伏的神龙,乘云必能兴雨。后来,孙中山的英名震动全国,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也不得不为自己预留地步,竟冒险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还谋求机会与孙中山在海上会晤,若不是孙中山临时改变主意,这场会晤必然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午(1894)海战之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居于顺位第三,力压伊藤博文两肩,令人惊诧。
对此,梁启超给出的合理解释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而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
很显然,物以稀为贵。
何止日本人高看李鸿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从体形看李鸿章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很远的地方。”
李鸿章身高约1.85米,这个高度就是与洋人打交道也毫不吃亏,他睥睨对手时,对方必然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若不是弱国无外交,朝廷将李鸿章当成“救火队长”来用,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
伟人在青年时期说过一句公平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历史就如同黄河水,不可能简化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那样泾渭分明的程度,其复杂性甚至超过常人想象的边际。
私欲、荣名、功业、家族愿景、社会诉求、国家利益等等,掺和在一起,最终,你会惊奇而又无奈地发现,历史很会捣糨糊,而且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始端: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历史事实逐渐模糊,有些历史事实则水落石出。
李鸿章办洋务,用人多不当,包庇盛宣怀招商局贪污案,最遭诟病。
李鸿章办军务,“御人以术不以德”,致使众将不和,属邦朝鲜告急,他重用怯将叶志超和贪将卫汝贵,不仅丧师害事,在日军面前处处吃瘪,而且贻羞天下。这些都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但《中俄密约》的内幕交易被揭开屎桶盖子,仍然能惊出众人一身冷汗。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洲史》,作者罗曼诺夫根据俄国财政部秘档查出一笔数额高达300万卢布的“李鸿章基金”,专款专用,这笔钱只有李鸿章能够支取。
如此说来,认定李鸿章曾“引狼入室,复又为虎作伥”,并非毫无根据,李鸿章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李氏家族的巨额财富中包括了种植和贩卖鸦片的黑色收入,罪恶的色彩相当浓厚。
这是不是很诡谲?
倘若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不难明白:真正有权力有能耐有途径卖国的人绝非等闲角色,这些大佬通常是核心利益集团的代表,要他们时时处处狠斗“私”字一闪念,谈何容易。
专制王朝不断分娩出这种亦正亦邪亦忠亦奸的怪物,则并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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