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统治者兴兵入关统一全国后,为了笼络和网罗知识分子,顺治元年宣布沿袭明朝惯例,按期开科取士。顺治二年在北方数省举行乡试,录取了清朝首批举人;顺治三年在北京举行会试,录取了开国的首批进士;四年又加行会试,多取江南文士。顺治一朝18年,共开8科,录取进士2591人,几乎连年考试,而令顺治帝头痛的大大小小的科举考场案,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大名士吴梅村的年谱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壬辰(顺治九年,即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这还算小事一桩,闹得最厉害的,是顺治十四年的丁酉(即1657年)科场案。此案因考官纳贿而起,株连人数之多,对全国震动之巨,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实属罕见。
明朝对于科场案件,一般处理较轻。处理最重的要算嘉靖朝的“翟汝孝兄弟关节案”,也不过是考官杖责、贬官,应试者废黜。而清初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的处理,皇帝却是大开杀戒,不但受贿的考官和行贿的考生立即处死,还株连亲属,父母妻子全遭流放,惩处异常严厉,酿成了有科举以来空前的大惨案!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顺天乡试行贿作弊,在明末久已成风,入清后更为公开。因为主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公开接受给事中陆贻吉、博士蔡元义、进士项绍芳的请托和贿赂,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没有一个不录取的,但也有人花了银子没有考上。于是榜发后,议论纷纷,更有人告状喊冤。
十月十六日,给事中任克溥上疏揭发。经调查属实,顺治帝大怒,于十月二十七日下旨:“李振邺、张我朴、蔡元义、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徙尚阳堡。”结果涉案人员7个掉了脑袋,并抄家,父母、妻、子、兄弟也遭流放。
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又谕令礼部:“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中试举人田耜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试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顺天乡试中试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复试时间和考题,全部由顺治皇帝钦定,皇帝要亲自主持乡试,真是旷古奇闻!次年正月十七日,在瀛台复试正式开始。新举人们被押送着进入考场,每一名举人都由两名武士持刀挟护,由顺治皇帝亲试。二十五日考试揭晓,革去苏洪濬等8人的举人资格,米汉雯等182名仍准许会试。
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审其余各要犯,把应处死的25人痛加申斥之后,“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大板,流徙尚阳堡”。这算法外开恩了。顺治帝还放出狠话:“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就是说:从今以后,考官考生们都给我规规矩矩的,再有类似事件,看我怎么收拾你!
“摁倒葫芦瓢又起”,刚过半年,江南乡试又出了乱子。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有给事中阴应节参奏说:“江南主考官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因为顺治帝处置“北闱”乡试科场案的怒气未消,现在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下令绑了主持“南闱”的全部考官入京。
这次丁酉科江南乡试,正考官为翰林院侍讲严州人方猷,副考官为翰林院检讨杭州钱开宗。放榜以后,取中举人120名,虽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取中的举人里,不少是贿赂考官而取得的。所以两江的议论哗然,以致造成“群体事件”。发榜时,就有些落第考生拦住考官怒骂。两主考在考试结束回乡之时,船过常州、苏州,又有大批士子追着船大骂,甚至向船上投掷砖瓦。落榜的士子们怒不可遏,群集在贡院门前,有人还在门上贴了“大字报”:“孔方主试合钱神(暗指考官方猷和钱开宗),题目先分富与贫(科题取《论语》中‘贫而无谄’一词),金陵自古称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内有一人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字,改成了“賣”(卖字的繁体);“院”字用纸贴去“阝”变成“完”字,“贡院”变成了“賣完”(卖完)。讽刺堂堂选取人才的贡院,竟成金钱交易的污秽之所。这时江宁书坊店里还刻了一部传奇,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一旁为金,影射方、钱二主考,极尽“万”、“金”二主考暗通关节、受贿赂的种种舞弊丑态。著名戏曲家尤侗又作了一部传奇名《钧天乐》,也是说考试行贿买通关节之事。《钧天乐》这本书一直流传到京都,而且闹得满城风雨,令顺治帝大为光火。
顺治十五年二月庚戌,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又亲试该科江南考中的正副榜举子。和上次亲试的情景差不多,每个举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不像考场,倒像刑场!皇帝以春雨诗五十韵命题,结果,只有吴珂鸣三试皆优,文列第一,当了解元,准许参加当年殿试。余者,74人准许参加下科会试,24人罚停会试,24文理不通,革去举人。此案的审理一直延续到十一月
十一月二十八日最后结案,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猷、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其余叶楚槐等“南闱”全部考官18人(其中1人已经病死)立即处以绞刑(绞刑得全尸,与斩刑不同),妻子家产籍没入官。8名被控告有“关节”的新举人,各责打40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是清朝前期重犯流放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科举大案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出现了一位“张铁生式”的人物——吴兆骞交了白卷。吴兆骞大名鼎鼎,号汉槎,江苏吴江人,乃江南名士。平常,大家都认为他的文章“惊才绝艳”,而这次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舆论大哗,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吓得提笔忘字了;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考场如同刑场的景象,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语气和态度真是清高的很。这就触怒了顺治皇帝,也把他发配到宁古塔充军,你不是看不起举人嘛,那也请你到北疆凉快凉快吧!据说,吴兆骞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为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然而这一去就是20多年,其间吴兆骞诗兴大发,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感人泪下的书信,后来编成了《归来草堂尺牍》和《秋笳集》,流行于士林。
为防止考生作弊和官方腐败,保证科考的公平与公正,清政府对考生作弊处罚很严厉。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者要被枷号(在街头带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发烟瘴(边疆)地区充军。而顺治帝对“南北闱”案的严酷处理,显然含有严厉警告汉族士人尤其是江南士子的用意,由此开了清代严惩科考作弊的先例,受贿考官处死,竟成为法律。
顺治帝对科场案的严酷处理,使人想到当下日益升温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想到考场作弊之风的愈演愈烈。但对它的处罚无非是“考试成绩无效、取消录用、五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再重的不过“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而已,他们和大清朝的莘莘学子们相比真算幸运之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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