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2)

西湖梦(余秋雨)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折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通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的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跨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礼仪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游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亦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干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为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到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

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他们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做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20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哪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只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塘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遗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并不因此而郁愤自戕，而是从对情的执著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著。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一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换，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因此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块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灾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拼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1924年9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

腊梅

人真是奇怪，蜗居斗室时，满脑都是纵横千里的遐想，而当我在写各地名山大川游历记的时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静定的小点在眼前隐约，也许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许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边赶也赶不走的小鸟，也许是一个让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时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儿都会浮现出来的记忆亮点，一闪一闪的，使飘飘忽忽的人生线络落下了几个针脚。

是的，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

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为此，我要在我的游记集中破例写一枝花。它是一枝腊梅，地处不远，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

步履再矫健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住医院对一个旅行者来说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体力没体力，要空间没空间，在局促和无奈中等待着，不知何时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来天道酬勤，也罚勤。你们往常的脚步太洒泼了，就驱赶到这个小院里停驻一些时日，一张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习惯不习惯。

那次我住的医院原是一位外国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树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惯了山水秀色，两眼全是饥渴，成天在树丛间寻找绿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错，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样的病房服在反复转圈，越看心越烦。病人偶尔停步攀谈几句，三句不离病，出于礼貌又不敢互相多问。只有两个病人一有机会就高声谈笑，护士说，他们得的是绝症。他们的开朗很受人尊敬，但谁都知道，这里有一种很下力气的精神支撑。他们的谈笑很少有人倾听，因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应、勉强的笑声。常常是护士陪着他们散步，大家远远地看着背影。

病人都喜欢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挤满了人。大家赶紧在那里做深呼吸，动动手脚，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秃秃的树枝和病恹恹的面容。只有这时，一切都将醒未醒，空气又冷又清爽，张口开鼻，抢得一角影影绰绰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觉得空气中有点异样，惊恐四顾，发现院子一角已簇拥着一群人。连忙走过去，踮脚一看，人群中间是一枝腊梅，淡淡的晨曦映着刚长出的嫩黄花瓣。赶近过去的人还在口中念叨着它的名字，一到它身边都不再作声，一种高雅淡洁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慑住。故意吸口气去嗅，闻不到什么，不嗅时却满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仅仅是一枝刚开的花，但在这儿，是沙漠驼铃，是荒山凉亭，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病友们看了一会，慢慢侧身，把位置让给挤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两圈，又在这儿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从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腊梅为中心的圆弧线。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点神经质。天地狭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开。听人说，许多住院病人都会与热情姣好的护士产生一点情感牵连，这不能全然责怪病人们逢场作戏，而是一种脆弱心态的自然投射。待他们出院，身心恢复正常，一切也就成为过眼烟云。

现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腊梅上了，带着一种超常的执迷。与我同病房的两个病友，一早醒来就说闻到了腊梅的香气，有一位甚至说他简直是被香气熏醒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病房离腊梅不近，至少隔着四五十米。

依我看来，这枝腊梅确也当得起病人们的执迷。各种杂树乱枝在它身边让开了，它大模大样地站在一片空地间，让人们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态。枝干虬曲苍劲，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光看这枝干，好像早就枯死，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惨的历史造型。实在难于想象，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花瓣黄得不夹一丝混浊，轻得没有质地，只剩片片色影，娇怯而透明。整个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叶落枝黄地闹了一个秋天，天寒地冻地闹了一个冬天，全是在为这枝腊梅铺垫。梅瓣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这种颤动能把整个铅蓝色的天空摇撼。病人们不再厌恶冬天，在腊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与清寒相伴随。这里的美学概念只剩下一个词：冷艳。

它每天都要增加几朵，于是，计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个病房的一件大事。争论是经常发生的，争执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细数点。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夜里，病人们甚至会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头埋在花枝间。月光下的腊梅尤显圣洁，四周暗暗的，唯有晶莹的花瓣与明月遥遥相对。清香和夜气一拌和，浓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来，天气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纷飞，整个院子一片银白。腊梅变得更醒目了，袅袅婷婷地兀自站立着，被银白世界烘托成仙风道骨，气韵翩然。几个年轻的病人要冒雪赶去观看，被护士们阻止了。护士低声说，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这般风寒？还不快回！

站在底楼檐廊和二楼阳台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着腊梅。有人说，这么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说大雪只会催开更多的蓓蕾。这番争论终于感动了一位护士，她自告奋勇要冒雪去数点。这位护士年轻苗条，刚迈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间。她步履轻巧地走到腊梅前，捋了捋头发，便低头仰头细数起来。她一定学过一点舞蹈，数花时的身段让人联想到《天女散花》。最后，她终于直起身来向大楼微微一笑，冲着大雪报出一个数字，惹得楼上楼下的病人全都欢呼起来。数字证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腊梅反而增加了许多朵，没有凋残。

这个月底，医院让病人评选优秀护士，这位冒雪数花的护士得了全票。

过不了几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这么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拥到了檐廊、阳台前。谁都明白，我们的腊梅这下真的遭了难。几个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雨越来越大，有些花瓣已冲到檐下，病人们忧愁满面地仰头看天，声声惋叹。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去架伞！”

这是另一位护士的声音，冒雪数梅的护士今天没上班。这位护士虽然身材颀长，却还有点孩子气，手上夹把红绸伞，眸子四下一转。人们像遇到救星一样，默默看着她，忘记了道谢。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说红伞太刺眼，与腊梅不太搭配。护士噘嘴一笑，转身回到办公室，拿出来一把黄绸伞。病人中又有人反对，说黄色对黄色会把腊梅盖住。好在护士们用的伞色彩繁多，最后终于挑定了一把紫绸伞。

护士穿着乳白色雨靴，打着紫伞来到花前，拿一根绳子把伞捆扎在枝干上。等她捆好，另一位护士打着伞前去接应，两个姑娘互搂着肩膀回来。

春天来了，腊梅终于凋谢。病人一批批出院了，出院前都到腊梅树前看一会儿。

各种树木都绽出了绿芽，地上的青草也开始抖擞起来，病人的面色和眼神都渐渐明朗。不久，这儿有许多鲜花都要开放，蜜蜂和蝴蝶也会穿墙进来。

病房最难捱的是冬天，冬天，我们有过一枝腊梅。

这时，腊梅又萎谢躲避了，斑驳苍老，若枯枝然。

几个病人在打赌：“今年冬天，我要死缠活缠闯进来，再看一回腊梅！”

护士说：“你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也不希望健康人来胡闹。健康了，赶路是正经。这腊梅，只开给病人看。”

说罢，微微红了点脸。

童年之门(史铁生)

那是一座我们不曾进过的楼房。我们，我和Z或许还包括其他一些孩子，我们看着它建立起来，非常美丽，我们都曾想像它的内部。但在几十年前，那还是一种平民家的孩子所无从想像的内部。

在大片大片灰暗陈旧的房群中，小巷如网。积雪在路边收缩融化得丑陋不堪，在上百年的老房的房檐上滴淌得悠闲自得。空气新鲜，冬天的太阳非常远，空气清冽刺骨。独自一人穿过短短长长的窄巷，独自一人，走过高高矮矮的老房，两手插进袖筒里，不时焐一焐冻疼的耳朵再把手插进袖筒里。东拐西弯绕来绕去，仍是绵延不断的窄巷和老房，怀疑到底是走到了哪儿，正要怀疑正在怀疑，豁然入目一座橘黄色的楼房那就是它，不高，但很大，灿烂如同一缕晚晴的夕阳。一座美丽而出乎意料的房子，九岁那年我几乎迷失其中。我以为进了楼门就会找到一条笔直的甬道，就能看见排列两侧的所有房间，但是不，那儿甬道出没曲回，厅室琳琅迷布，空间傲慢而奇异地分割。处处都是那么幽雅、凝重，静谧中透着高贵的神秘，使人不由得放慢脚步屏住呼吸。

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门，所到之处都是关闭着的门，有时候四周都是门有七八个门有数不清的门，门上也没有窗，我好像走进那个残酷的游戏中去了（来呀试一试，看看哪个门里是美女哪个门里是猛虎）。拉开一个门，里面全是衣服，一排排一层层全是男人的领带和大衣，全是女人的长裙和皮鞋，淡淡的樟脑味。推开一个门，四壁贴满了淡绿色的瓷砖，透明的帷幔后面有一张床，以为是床但不是，幽暗中旋起一股微香，是一只也是淡绿色的浴盆。推开另一个门，里面靠墙站了一圈矮柜，玻璃的柜门里全是艺术品：麦秸做的小房子呀，石头刻的不穿衣服的女人呀，铜的或者玻璃的瓶子呀，木头雕的人头像呀……更多的东西叫不出名字。退出来，再推开一个门，里面有一只猫有一万本书，一只酣睡的猫，和一排排书架上排列井然的一万本书。另一个门里又有两个门，有一道淡薄而明亮的光线，有一盆又安静又热烈的花。花旁的门里传出缓缓的钢琴声，敲了敲，没人应，推一推，开了，好大的地方！在一座座沙发的那面，在平坦宽阔的地毯尽端，远远地看见一个女人端坐的背影，问她，她什么也不回答，她什么也没听见，她只侧了一下头，散开的长发和散开的琴声遮住了她的脸。不敢再问，退步出来，站在那儿不敢动，站在门旁不知所措，惊诧惊奇惊恐或许还有自惭形秽，便永远都记住了那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在长久的记忆里变幻不住甚至似有若无，唯那惊诧惊奇惊恐和自惭形秽真真确确长久地留在印象里。画家Z必定也是这样，他必定也记住了那样的情景，并在未来把那些门那些窗那些刻花的墙壁那只悠闲的猫和那盆热烈的花，随意颠倒扭曲交错地展示在他的画布上，就像那琴声的自在与陌生（那是他画了上百幅之后仍然不能满意的一幅。几十年后我将看到它，并将因此回想起他和我都可能有的一种经历……）。如果连出去的门也找不到了，如果又已经九岁又已经不能轻易啼哭，我只好沿着曲折的甬道走，推开一座座关闭的门我要回家。总能听见隐约的钢琴曲，走出一道又一道门，我要回家。走出一道又一道门忘记了要找的女孩，一心只要回家。最后走进了那间屋子——写作之夜，仿佛我也跟随着Z走进过那间屋子。

Z九岁时走进了那间屋子，看见了那根大鸟的羽毛。逆光的窗棂呈浅灰色，每一块玻璃上都是耀眼而柔和的水雾和冰凌的光芒。没有人，其他什么都没有，唯那只插了一根羽毛的瓷瓶，以及安放了那瓷瓶的原木色的方台。这可能仅仅是Z多年之后的印象。经历了岁月的剥蚀，那印象已不断地有所改变。在画家Z不知所终的一生中，将无数次试图把那早年的印象画下来，那时他才会发现要把握住那一瞬间的感觉是多么渺茫。没有人，唯独这一个房门敞开着，隐隐的琴声不住地传来，他走进去，以一支梦幻曲般的节奏。除了那个方台那个瓷瓶那根白色的大鸟的羽毛，什么也没有，屋里宽阔甚至空旷，他走进去，以一个孩子天赋的敏觉像是辨认出了什么。或许这就是命运的指引，所有的房门都关着唯此一扇悠悠地敞开着，Z以一个画家命定的敏觉，发现了满屋冬日光芒中那根美丽孤傲的羽毛。它在窗旁的暗影里，洁白无比，又大又长，上端坚挺峭耸，末端柔软飘逸，安闲却又动荡。迟早都要到来的艺术家的激动引领着Z，慢慢走近或是瞬间就站在了它的近旁，如同久别，如同团聚，如同前世之缘，与它默然相对，忘记了是在哪儿，忘记了回家，忘记了胆怯，呆呆地望着那羽毛，望着它，呆愣着，一时间孤独得到了赞美，忧郁得到了尊崇，一个蕴藏久远的旋律终于有了节拍。很可能，就在这时画家的前程已定。Z的小小身影在那一刻夕阳的光照之中一动不动，仿佛聆听神谕的信徒。仿佛一切都被那羽毛的存在湮灭了，一切都黯然失色无足轻重，唯那羽毛的丝丝缕缕在优美而高贵地轻舒漫卷挥洒飘扬，并将永远在他的生命中喧嚣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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