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甲午海战前,大清的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亚洲首屈一指。当时清朝的GDP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又有夸张说法是三分之一,有说是29.75%),西方列强已经开始惊呼"睡狮已醒",要提防清朝崛起。
可是1894年9月爆发的甲午战争进程和结果,让这一切都沦为一场笑谈。
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老大、世界第五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交锋之后,损失惨重,转身就跑、退守威海卫基地。
此战过后,清政府因循传统,继续割地赔款,清政府在国人面前的权威再次降低,为清朝灭亡埋下伏笔。
甲午战后,清政府不仅把唯一的藩属国丢掉,列强也受到鼓舞,之前还曾经想讲究吃相的,一看不讲究吃相的获得的更多,也就顺理成章希望分吃中国这块肥肉,不再坚持讲究吃相,合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很多人对于清政府急于向日本政府妥协认输大惑不解,看经济数据,清朝确实崛起了,国力也的确比日本厉害许多。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花费了千百万两白银,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一直持续了三十年,成绩斐然,面貌日新月异,地球人都说大清朝的军队的jun shi 装备和战斗力都有了飞速提高,为什么要匆匆停战,咽下苦果?
全民皆兵坚持打持久战,自救者,人恒救之,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国际调解与援助,跟日本打消耗战不是更好?
其实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时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宋育仁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日本弹丸小国,资源有限,甲午海战已经是孤注一掷;而清朝可以说没有伤到元气,只伤了皮毛。因此宋育仁洞若观火、冷静地分析说"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完全可以发起反攻,甚至筹款订购军舰,组织洋兵洋将,准备登陆日本。
而实际上日本也真的是拼尽全力,捉襟见肘了。
甲午战时,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给天皇上了一道绝密奏折,上面这样描述日军面临的情况:
"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告缺乏。"
形势明摆着,日本除了兵源有限且财政吃紧,所以慈禧只要下令清朝军队打持久战,日军必将陷入泥沼无法脱身最终将其拖垮。
所以不少大臣都建议慈禧不要跟日本妥协,豁出去跟他决一死战。
但慈禧最终还是把主战派的建议束之高阁,不顾一切跟日本议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清朝从太平天国开始,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落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将领手中。
这些将领形成不同派系,为了一己之私官场中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把国家利益放到一边,把保存实力看做首要任务。
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谁的jun shi 实力大,谁的政治资本就大,安全系数就高。
相反,谁要是在战争中把老本拼没了,谁就一文不值,任人宰割,没有话语权了。
因此在甲午战争中,帝国军人最高指挥官忙着和死对头户部尚书翁同龢争权夺利,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根本就没有决心跟日本决一死战。北洋海军被认为是李家军,李鸿章的战术就是"保船制敌"。
无独有偶,在李鸿章爱将叶志超前往朝鲜参战前夕,叶怯战不想去,李鸿章告诉他,又不一定真打,你怕什么。
一个国家的军队统帅,在如此重大的决战面前,竟然心存侥幸,没有拼死一战的决心,这仗还没有打就见分晓了。
因此说,作为两军统帅的李鸿章只想保存实力,没有打算打。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甲午战争中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将领,不管陆军还是水师,他们都是淮军体系的人。
当逃兵的将领必须要杀头,方伯谦因为临阵脱逃被正法,因为他不是合肥的。
当逃兵不稀罕,奇怪的是李鸿章竟然冒着风险为他们开脱。
叶志超狂奔500里,受到处分的时候,李鸿章竟然敢冒风险奏请留营效力。
而北洋水师的统帅丁汝昌因为指挥不力备受指责,李鸿章顶着压力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
合肥人卫汝成,合肥人赵怀业当时负责大连湾驻守炮台,在龚照屿临阵脱逃的时候他没有选择阻止而同样选择逃亡。
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大摇大摆带着许多军粮和烟草,不慌不忙在烟台置办家产。但这些合肥系逃跑将军都没有受到严惩,保全了性命,得以安享晚年。
这就是帝国军队的现状,一个黑色幽默。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不过是军阀中饱私囊的遮羞布,当时就有不少人上书朝廷说兵工厂(金陵制造局)是李家的。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做的没错,清朝灭亡了,跟李家无关,李鸿章身后留下价值几个亿的家产。
在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倾巢出动,以63万大军跟日军24万兵力对决。
但是被称为军力亚洲第一的清朝军队官兵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玩命逃跑,辽东半岛等地相继沦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再看双方伤亡情况,清朝军队仅仅阵亡就有31500人,日军一共伤亡13306人,其中阵亡1132人,其余的都是非战争死亡,两军伤亡比例接近30:1。
30个清军换一个日军,用有句很糙的话说,一个人赶三十头羊也够费劲了,何况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呢?
平心而论,甲午海战时两国军力差距不大,为什么会战成这样的结果,唯一解释就是军人没有血性。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中国千百年的儒家教育、奴性教育毁掉了人性中起码的血性。奴性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危害也是无穷的。
凡是儒家教育成功的地区,军人面对外敌都失去了战斗力。敌人来了百姓都是一动不动、伸着脖子等杀。
凡是军队能战斗的,他们都来自蛮荒地区,比如广西狼兵、比如西北甘军,奴性教育还做得不够好。
清朝对蒙古人的奴性教育,也是一个另类奴化成功的典范。
清朝征服蒙古后,为了一劳永逸进行统治,为了防止反抗,就画地为牢,限制蒙古人自由,不让他们跨区放牧,等于把野养的动物改为家养了,蒙古游牧民族的野性也消失殆尽。
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强迫在蒙古推行喇嘛教,收取了他们的刀剑。在蒙古各地大肆兴建寺庙,强制蒙古男人出家,一家至少有一个男人剃度当喇嘛。
这样一来,原先彪悍的蒙古男人,都变成了慈眉善目的僧人,看到血腥腿就发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反抗了。
清朝皇帝为了统治稳定要百姓绝对服从,有了战争想让他们以一当十、奋不顾身,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
所以,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的逃跑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不错,战争中也涌现有不少勇士,他们为大清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但你可否想到,军人天生就是保家卫国的,就像警察天职是抓坏人一样;当军人上战场不怕牺牲、警察在工作中抓到坏蛋成为新闻,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统治者心里没谱不敢打,将领为了保存实力不想打,这就是甲午战争清朝军队不敢打持久战的真实原因。
光绪开始时是真怒了,慈禧也支持跟日本开战,因为日本人欺人太甚,打仗就打仗吧,你还到处张贴檄文《告十八省豪杰书》,挑拨国内民族矛盾,俨然要推翻大清朝的样子,这时候的清廷当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回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然而北洋水师被全歼、陆上军队节节败退被人打到距离京师几百里的时候,那是真怕了。
所幸日本人内部也在争论,并没做好全面侵略、改换朝廷的准备,当慈禧通过外交通道得悉日本人的真实意图之后,怎会不喜不自胜,只是图些钱粮、土地之类“细枝末节”的东西,何足挂怀?与他好了!钱没了可以再赚,朝廷倒了那可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投降于是便成为清廷唯一的正确选项,当我们后世在了解并惊诧于(甲午战争之后)清末新政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后(增长率连年突破10%,末年有说法是到了18%),或许你还会朦胧产生些许感慨于慈禧的隐忍或大局意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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