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28]
匈奴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24]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24]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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