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言情素材2

墨子的原名叫什么 关于墨子的故事有哪些

墨子，本名墨翟，生卒年不详，相传是鲁国人，长期在宋国居住，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自立门户，创立了墨家学说，并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的思想主张。

墨子像

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墨子心怀悲悯之心，积极的针对社会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力挽狂澜，拯救世道人心。他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得到了许多手工业者和下层人士的支持，在百家争鸣的文化鼎盛时期，有人称“非儒即墨”，由此可见，墨子的思想影响深远。墨子开始时追随儒家理论，后来自立门户，自创墨家学说，在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曾担任宋国的宋大夫，是墨家公派的创始人。墨子还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他所提出的“认识论”，“逻辑学”，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创立了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科学论断，是首个提出宇宙论的人，被后人称作“科圣”。

前面说到墨子曾任宋大夫，他祖上是殷商的后裔，目夷之后，而目夷是宋国君主宋襄公的哥哥，可是到后期，墨子的地位逐渐低下，和普通劳动者无异。他所创立的墨家，向来纪律严明，几乎所有人无一例外都穿草鞋，如果有人违背了这种清苦的方式，轻则驱逐，重则斩杀。但墨家的弟子依旧达到百人以上，形成了非常庞大的力量。

墨子的故事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喜好讲论理学，他一向主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最不喜欢铺张浪费，娇纵奢侈，墨子曾和儒家辩论过一个这样的话题，儒家的代表认为，君子就应该像钟一样，即意味着，钟你敲打它，它才会响，对于君子而言，你不问他也绝不会回答，你问他，他才会回答，墨子回到，就你这口钟，我没敲你，你怎么响了呢?儒家代表最后没能辩论过，这也为后人津津乐道。

墨子雕塑

再讲一个墨子选择徒弟的故事，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思想家，他收过一个叫做耕柱的弟子，耕柱被很多人认为是墨子最优秀的弟子，当然，耕柱本人各方面的确优秀于他人，这也让耕柱自己也特别有自信。

可是墨子似乎却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批评耕柱，渐渐的耕柱心里觉得非常伤心，他有一天终于没忍住，去找墨子问个清楚： 老师，在所有门徒中，虽然我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可是我也应该不是最差的，可是为何老师总是在批评我呢?

墨子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重新抛了一个新的问题给他：“如果我上战场去搏斗，那请问我是用锋刃还是用木棍呢?

耕柱很轻松的回答道：“当然是锋刃了”墨子接着问“为什呢”耕柱回到：“战场杀敌，目的是杀掉敌人，在适当的地方运用适当的兵器，这是常理”墨子笑着回到：“对我来说，你就如那战场上的锋刃一样，可以承担的起责任，值得去运用，所以我才会不断的对你进行行为的严苛要求，以及行为的框正”。耕柱听了以后，终于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最终成为了一个品德优秀的人。

墨子喻巫马子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在当世即使是在现在也有一定的影响，是很多考古学家专注研究的对象。而墨子喻巫马子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墨子像

巫马子是《墨子怒耕柱子》中的一个辩论人物。

巫马子对墨子说：“您兼爱天下，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不爱天下人，也没有什么害处。既然都没有什么效果，您为什么就觉得我是错的呢?” 墨子说：“现在有一个地方着火，其中有一个人端着水想要浇灭火;而另一个人却举着火把，想要将火烧个更旺盛。都还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您更赞同哪一个呢?”巫马子说：“我同意端水之人想法，而不同意那个举火的想法。” 墨子先生说：“我也觉得我是对的，不认为你是对的。”

虽然是很简单的几句对话但墨子用很浅显的道理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不随便和别人争论，只是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想法并且认同自己的想法。

上面的辩论体现了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之所以认为巫马子是错的，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本质上的错误，墨子认为利己主义不应该得到提倡。墨子最常用的就是这样的举例论证，用现在的概念来说就是，巫马子逻辑上时自相矛盾的。这种问答方式，也是墨子特有的逻辑方式，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按照自己的意思走，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 《史记》 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国，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时称他为“贱人”，他自己也不否认。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釐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思想作用

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道术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

思想内容

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釐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釐统率门徒300 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 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 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 判断事物的是非， 需要论证有据， 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使能力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基础上，做到可能“成学”者成学，可能“成射”者成射。对教师讲，这也是“因材施教”。至于不允许学生同时既“成学”又“成射”，也具有使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的意义。

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一方面， 就一般的“上说下教”而论， 他的“遍从人而说之”，与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恰成对比。一方面,在教育教学问题上,他对儒家所采取的“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以及“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被动答问的教学态度，坚决反对。墨翟主张教师要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不仅有问必答，并须“不叩必鸣”。

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墨翟把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视劳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他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劳和节俭，反对“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他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道德教育的进行在于言传身教，在于感化。墨家门弟子之众， 成材之多， 是这一学派成为显学的重要因素。《淮南子》赞叹墨家门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所谓“化”，即是感化，也即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墨翟本人粗衣粝食，胼手胝足。他的第子禽滑釐师事他三年，面目黧黑，手足也生老茧，役身给使，不敢提出什么要求，这种艰苦作风,得到墨翟的嘉许。严师出高徒,禽滑釐经过长期的熏陶,终成为墨家的巨擘。墨翟抑强扶弱,见义勇为，有人劝其不要“自苦而为义”,他却认为天下莫为义,所以自己更急于为义。身为学派之首,出处进退,以义自处,起示范带头的作用。在他的陶治和感化之下，大多数门弟子笃守“兼爱”、“非攻”以及“赖力而生”、“以自苦为极”的准则，极端重视言行一致,往往闻风而动,不避艰险。这是墨家品德教育的重要特点。

墨家的品德教育、论辩教育和科学教育虽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却有共同的积极因素，即重视实践（行）和联系实际。墨翟强调“言足以迁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尚），不足以迁行而常（尚）之，是荡口也”。这段话的要义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墨家反对“言过而行不及”，认为话说得多与说得漂亮而不实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说，只有把“兼爱交利”的道理，指导实践，见诸行动，才能成为“兼士”，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教人。

墨家重行，重视实践，但并不是一般功利论者的观点。他们在重视功效或结果的同时，并不忽视行为的动机，而是要求把“志”（动机）与“功”统一起来考察。鲁君因选择太子而请教墨翟，他建议鲁君“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同时，要把动机与结果结合起来。

墨学曾经是显学，《非儒》一篇对儒家作了严厉抨击。儒家孟轲则攻击墨翟兼爱是“无父”、“禽兽”,但孟轲亦不得不肯定墨翟牺牲自我以救世的精神,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翟及其后学所倡导的学说和学风，在古代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后来一则由于儒家的反对，二则由于后期墨家内部分裂，并卷入反时代潮流的政治活动，信誉丧失，其学派就趋于衰落了。墨家的一些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功利主义的、钻研科技的教育思想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学习，是值得称道的。

参考书目

《墨子》：《修身》、《辞过》、《尚贤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非命上、中、下》、 《非儒下》、 《耕柱》、《贵义》、 《公孟》、《鲁问》、《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

孙贻让：《墨子闲诂》，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

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上海，1937。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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