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文化11

吉卜赛把女一旦怀了孕就要回避一切人，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开始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英国这段时间为一个月左右，在德国要更长些，孕妇将独自生活六个星期。隔离期间，孕妇必须戴上手套才能迸行烹调，否则道就是不洁，违反了戒律。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孕妇先要到教堂去举行仪式或请长者出席宴会，然后孕妇才可能回到家庭或集体中去。到孕妇临产时，要在远离宿营的地方为她搭一个帐篷，然后把她送到那里，因为吉卜寨人妇女不准在家里或自己的大篷车里生孩子。生产期间除丈夫和产婆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触产妇。这种习俗除认为产妇不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吉卜赛人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民族，从千百年的流浪生活实践中，他们养成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让产妇和婴儿接触宿营地每个人的话，难免有染上疾病的危险，因此用这种古老的传统保护产妇和儿童是十分必要的。生产后的两周内，产妇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使用过的衣服、被褥、生活用品、餐具等都要销毁或扔掉，吉卜赛人认为这些东西一经产妇之手己变成不洁之物。

吉卜赛人不仅认为孕妇、产妇是不洁的，而且月经期间的妇女也是不洁的。因而也有许多忌讳。在德国，吉卜塞妇女月经期间不能为男人做饭，不准接触餐具，特别是不许将自己的内衣放在男人附近的地方。在波兰尤甚于德因，吉卜塞妇女的裙子如果碰到男人的帽子，这顶帽子就变成了不洁之物，必须扔掉。女人洗内衣时要与男人的衣服分开，内衣裤在晾晒时甚至要找个不易为人发现的地方。此外，如果无意之中妇女从餐具上跨过去，那么这些餐具也变成了不洁之物，不能再用了。

不过，吉卜赛人的“不洁”观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是保持清洁，这与所谓吉卜塞人脏里脏气，原始野蛮的说法刚好相反，他们异常重视个人卫生和纯洁的性行力，甚至有些地区，如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参加婚礼的吉卜赛人都必须先洗个澡，不能把“不洁”带到新婚夫妇家。这种习俗同他们过去的流浪生活有很大观系。在他们到处宿营的日子里和群居的生活中，遵守日常生活的纪律和保持清洁卫生是十分必要的，这观系到全体成员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危，因此吉卜塞人的“不洁”观也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

吉卜塞儿童上公共学校就因为习俗不同而闹一些笑话或冲突。在学校用午餐，几个孩子一起上厕所，男女孩在游戏中手拉手和上生理卫生课都使吉卜塞儿童不知所措，因为这一切都违反他们的“麦里姆”。这也是吉卜塞人不愿让子女上小学的原因之一。吉卜塞人大多数是文盲，由于传统的流浪生活，他们不重视读书、写字，加上上述原因，要说服吉卜塞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公共小学读书是一件颇费口舌的事。

五、内部社会结构

绪言

欧洲曾经流传过这徉的一个故事，一辆马拉的吉卜赛人大篷车在流浪途中陷入泥沼，他们从车上下来，边推边向圣母祈祷：“仁慈的圣母请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车能从泥中推出来，我们一定向您供奉一支和我们身体一样大的蜡烛。”当马车开始移功时，那支许了愿的蜡烛就缩小到脚那么大，马车往前移功一步，再许愿蜡烛就变成脚指头那么大了。马车赶出泥沼，蜡烛的许愿就成为泡影了。他们会对圣母玛丽亚虔诚地敬今札，并且说：“仁慈的圣母，您对我们这些穷人是一定不会苛求的，我们对您保持敬意比奉献给您蜡烛更好。”

这个故事要说明吉卜赛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且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他们通常采用所在国的宗教仪式，在历史上他们曾皈依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这种信仰往往同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分不开，因而不能不说包含了权宜之计的成份在内。

在他们刚离开印度的时候，吉卜赛语言中只有一个泛指的词——神，他们并没有坚定而专一的宗教信仰，比较容易接受足迹所到的国家的宗教。在拜占庭时代，他们成为基督徒。在14世纪开始的时候，在希腊各岛他们参加了东正教礼仪。

在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人战争期同，吉卜赛人和当地居民一样，饱尝了战争和统治交替变更之苦。有据可查，1442年在意大利波罗涅和1427年在巴黎“吉卜赛怅悔者”倾诉了战争给他们所带来的悲惨处境，特别是统治者的不同宗教信仰，使他们无所适从。

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里，许多吉卜赛人仍保持了基督教的信仰，其他人则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前者的处境比后者要困难得多。当时每个公民必须缴纳税款，然而根据宗教信仰不同，纳税数量也不同。如17世纪在南阿尔巴尼亚，士耳其帝目规定吉卜赛穆斯林交18o阿斯普利，而基督徒要交纳250阿斯普利。

朝圣

吉卜赛人在从罗马教廷统治下游离出来的国家里开始处境比较好，在希腊他们不但同希腊教徒有来往，而且同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朝圣者有联系。从他们进入欧洲开始，就在谈论上帝和成为朝圣者。在中世纪的时候，朝圣者是受人尊敬的，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神职人员都对朝圣者给予帮助。

1422年在罗马的朝圣更有利于他们的流浪生涯。他们旅行到意大利后，教皇给他们签发的信件派了很大用场。此后7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朝圣为他们的流浪生涯铺平了道路，保证他们成为各城镇教会、教徒和其他居民的受欢迎的客人。以教皇、教会、国王的名仪签署的通行许可证，允许吉卜赛人到各地去朝圣，而且并不限定朝圣的目的地。有的时候也提到某些圣地，如罗马的圣彼得墓、至保罗墓或贡波斯泰拉的圣贾科摩墓等，但并不是非去这里不可。而且任何道路都可以通向这里，因此，实际上允许吉卜赛人以自己的方式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朝圣，这就为他们的流浪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世界范围的朝圣是由教皇首先提出来的，流浪到欧洲的吉卜赛人立即响应了这一号召，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找到最好的庇护。1427年在法国巴黎和亚眠、1429年在杜埃、1429—1430年在荷兰的乌特勒支、鹿特丹和比利时中部、1436年在法国讷韦尔、1447年在奥利、1462年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贾恩、1470年在安达鲁西亚的安都哈尔他们都畅行无阻。在荷兰从1496—1518年教皇为他们签署了三次通行征。一位“小埃及的勋爵”1505年到达苏格兰的时候．，被苏格兰国王当作教皇推荐的贵宾接待。有的时候，朝圣者还要求所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如1435年一位“埃及伯爵”付不起哈卡海关的通行税，便以去西班牙朝圣为由申请免税。

一个多世纪以后，在意大利著名朝圣结束时，一位教皇的代表接受了一位“小埃及伯爵”的请求，发给他一张通行证，可以安全抵达和朝拜世界各地圣地。153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储、坎布莱西斯的主教和公爵罗伯特·德·克罗伊同样同意一位“小埃及伯爵”的请求，为他的朝圣提供方便。

但是在以后由于地方当局的怀疑，教皇的信件逐渐失去作用。米兰大公弗朗西斯科在1539年责备吉卜赛人“在伪装的宗教信仰和短暂的祈祷忏悔的外衣下，浪迹天涯海角”。1553年，即他的继承人执政5年之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对待吉卜赛人以朝圣的名义流浪异乡。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宗教改革和伴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才结束了教皇为他们到各地朝圣所签发的信件的作用。

朝圣经常是虚构的，这是四处迁徙的最好借口，并可以在宿营地获得停留和补给的权利。

实际上吉卜赛人中也有一些虔诚的教徒，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信仰，在四处漂泊的生活中包含着朝的内容，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进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利用盛大节日期同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习俗，比较容易地找到维持生活的手段。

在有关的地方志上也曾记载了吉卜赛人朝圣的情况。在1508年一些过路的吉卜塞人为了去南泰斯，他们得到法国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的恩准停留在圣.米盖尔山。1600年在马莱萨斯，而查尔勒斯故意捉弄他们，朝圣不应该那么舒适，让他们步行。

在法国圣．维拉茵存圣物的阿里塞教堂附近经常看到许多朝圣的吉卜赛人，特别是在18世纪初，他们受到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警察的不断盘问。一个吉卜赛妇女在1734年曾去那里祈求上帝治愈她的癫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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