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文化8

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时中央在政策上缺乏具体措施，因而在吉卜赛问题上是有一些缺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尼亚曾成立一个吉卜赛人联盟，其目的是吉卜赛人进行自助，其中包括为每个吉卜赛人寻找适当的工作。但近年来这种组织已不准许存在了，因为政府认为既然吉卜赛人同其他公民一样已享有平等待遇和权利，这种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实际上吉卜赛人在罗马尼亚的许多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还是很差的，失业率高于其他民族，有些人在街头擦皮鞋、当清洁工。在特兰西瓦县克卢日附近的梅拉有150户吉卜赛人住在突山坡上，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富有音乐天才，但仍不得不依靠当临时工、壮工、做花边、采草药、采蘑菇来维持生活。流浪的吉卜赛人则靠着他们的传统职业，如修锁配钥匙、编筐、做小炉匠或沿街卖艺来填饱肚子。

前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是吉卜赛人最多的国家，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决定吉卜赛人在这个国家相对环境最好。几个吉卜赛人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贝尔格莱德及附近的尼什，斯科普里附近的苏托一奥里萨里，吉卜赛人聚集区发展得较快。在有3.5万名吉卜赛人居住的城镇苏托一奥里萨里，他们有自己的委员会。1963年地震中房屋被毁的家庭，已经用斯科普里市政府给予的贷款，重建了4500所房子。这个城镇的吉卜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比马其顿的某些村庄水平还高。吉卜赛人居民，包括男人和妇女在国营和地方的企业中工作，还有部分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做小商贩、搬运工或干杂活。市政建设方面也有所进展，120条街道全部改成柏油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的新住宅区不断涌现。吉卜赛人组织了自己的文学小组、摄影小组、足球和拳击俱乐部以及歌舞团。1974年10月印度驻南斯拉夫大使p．m．梅农及其夫人访问了这个城镇，对他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有感触地说：“访问苏托一奥里萨里好象看了印度的一个部分，你们真是我们远方的兄弟。”

1971年在马其顿国民议会议员、罗姆人代表大会社会委员会主席阿卜迪．费克的提议下，马其顿的宪法作了修改，扩大了吉卜赛人的权利。

在前南斯拉夫尽管吉卜赛人只被列为种族集团，但承认他们的民族旗帜，并允许他们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发展。很早以前吉卜赛人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茨冈”这个称呼。现在，在报刊和广播中茨冈一词己为罗姆所代替，这一改编的意义是深长的。在尼什和特托沃的电台定期用罗曼尼语广播，在贝尔格莱德还出版了罗曼尼语杂志，通过这些宣传工具扩大了对邻近国家吉卜赛人的影响，加速了整个欧洲吉卜赛人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步伐。

前南斯拉夫的吉卜赛人分成好几派，这说明吉卜赛人问题的复杂性，但自1969年以后，他们之间得到相互谅解。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吉卜赛穆斯林同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吉卜赛基督教徒过去存在着分歧，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已逐步解决。吉卜赛村气朝匀蓬勃，在现代教育影响下，逐渐克服妨碍社会进步的旧风俗，迅速团结起来。

前南斯拉夫在解决吉卜赛人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但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前南斯拉夫六个自治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内，对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少数民族均给予适当照顾，让他们享有平等地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而吉卜赛人的罗曼尼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里，罗曼尼语没有列入必修课，尽管马其顿共和国出版了一本罗曼尼语语法，但吉卜赛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学习它。吉卜赛儿童的旷课和退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儿童甚至连小学也不能读完。在塞尔维亚60个吉卜赛孩子中最多只有一个上中学，目前吉卜赛大学生仅50一60人。从事医生、法律、工程师等脑力劳动的吉卜赛人只有200多人，当然这和20年前相比已增加了一倍。在工业部门和城市其他部口工作的吉卜赛人占这个民族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吉卜赛农民约占20%，他们的大部分有自己的土地。第三位的才是手艺人和商贩，这部分人中由定居的和流浪的吉卜赛人组成。从上述情况看，前南斯拉夫吉卜赛人中，过着传统流浪生活的人的比例随着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己逐渐缩小。

尽管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协会里没有吉卜赛人的代表，但他们参加地方上政治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早在1948年他们在斯科普里市委员会就有了自己的委员。现在凡是较大的公社，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组织，在德鲁斯特瓦的吉卜赛人还派出代表参加定期召开的国民议会。

民族意识加强

8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吉卜赛人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好的：在前南斯拉夫，这个拥有75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得到政府的各项资助；罗马尼亚没有制定限制流浪的法律，吉卜赛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匈牙利开始执行一项特别援助计划，满足吉卜赛人的住房、教育和其他社会需要；瑞典为挤在斯德哥尔摩附近贫民窟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和受教育的机会；荷兰为约20万吉卜赛人提供停放大篷车的场所；英国仿效荷兰的做法，只是规模小了一些。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吉卜赛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合法的民族权利，被强制同化，甚至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定居的吉卜赛人大部分住在木棚屋里，卫生条件级差，随时有被驱逐的危险；流浪的吉卜赛人到处遇到禁止流浪的法律和禁止大篷车停留的告示，他们找不到工作，为了填饱肚子而到处奔波。

因此，从60年代起，一些国家相计继成立了吉卜赛人组织，它在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以及北欧各国已经存在了20多年。在东欧成立了罗姆人社会和文化协会，它通过维护音乐和语言上的传统来保持民族感情。这种运动作为新兴事物并不经常得到所在国政府的赞许，但是，对于强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传统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是推动这个比较保守的民族取得进步的必要手段。

1965年，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法国、英国、南斯拉夫、芬兰、希腊、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协会都是这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1971年4月第一届罗姆人代表大会于伦敦召开，会议强调要“缔造一个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未来”，同时把民族意识的觉醒列为大会的中心问题，并成为解决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的背景。此后，欧洲各国的吉卜赛人组织一直由总部设在巴黎的秘书处来联系，该秘书处的名称是罗姆人国际委员会。代表大会委托该机构为吉卜赛人掌握自己命运而采取措施。

吉卜赛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任务仍然很艰巨，面临着重重困难。罗姆人代表大会曾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行委员会，并责成该组织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竟然遭到联邦法院的拒绝。联邦最高法院还驳回初级法院对一个吉卜赛妇女赔偿损失的判决，该把女在战争期间曾被德国纳粹流放到在波兰的集中营。正如欧洲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极大痛苦的许多其他集团相反，作为纳粹牺牲品而虎口余生的吉卜赛人，其所受暴行只得到官方微不足道的补偿，这是一个令人悲痛和丢脸的事。”

国际罗姆人代表大会主张，应该象早先付给犹太人和有关政府的赔款那样，也给吉卜赛人一笔赔偿费。这笔款可存放在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合适的机构中或存放在某国银行，如印度，用于吉卜赛儿童的福利事业。

吉卜赛人在争取民族权利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维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经历了无数的变迁之后，吉卜赛文化已经变成一种再生的、混合的和被同化了的文化，而且仅仅依靠歌谣和传说等口头文学方式流传下来。至于吉卜赛语言，由于吉卜赛人四外流浪，必然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因而现在吉卜赛语言已成为一种不统一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无数土语夹杂着所在国官方语言的混合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曾创办了25所罗曼尼语小学。今天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欧国家这样的学校己属罕见。各国政府没有为没发展罗曼尼语作出努力，这种语言有消失的危险。罗曼尼语学校的取消使吉卜赛儿童不能象其他民族的儿童那样，在成长的重要时期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历史有所认识。而且造成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研究，在学校里吉卜赛儿童必须通过另外一种语言上课，这就增加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等于耽误了三年时间。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每六名吉卜赛儿童中只有一名完成高年级的学业，上中学的连1%都不到。在原南斯拉夫略好一些，上中学的比例也只达到2%。何况有些国家内吉卜赛儿童根本不能去或不愿去学校读书。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和长期的影响财吉卜赛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吉卜赛人文化上的低下地位很难改变，因此要改变这个民族的落后状态就更加困难。

近年来，吉卜赛人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日益认识到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各国涌现出一些吉卜赛故事家和诗人，但他们也不能扭转语言消失的倾向，许多土语已经显得异常贫乏，有些隐语已经消失；而年青人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他们对所在国的官方语言的兴趣已日趋浓厚。

1980年6月芬兰的“罗姆文化中心”组织在基乌维维西召开了吉卜赛人代表大会。近200名来自芬兰及北欧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广泛讨论罗姆人的传统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通过了《罗姆政治文化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要求有罗拇人居住的各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使罗姆人的语言和文化能够保留下来。为此目的，会议决定在芬兰建立一个罗姆民族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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