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社会

乌托邦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法国的哲学家路易博朗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莫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小说中的乌托邦地图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16-17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一些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17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17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着他的时光旅行机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20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乌托邦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17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着19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里，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引申义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但是随着社会的精神进步，现在有了更深的寓意，已经可以指代超越无法到达的地方。实例

希波达摩斯的乌托邦公元前494年，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军队破坏并摧毁了在哈里卡纳斯和以弗所之间的城市米勒。因此，以前的居民要求建筑师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一次性地把城市重建起来。在那个年代，这是史无前例的情况。直到那时候，城市都只不过是小镇在杂乱中慢慢扩大起来。比如说，阿忒内斯是由混杂的道路组成的，就像谁也没去整体规划过的迷宫一样。要负责整体建造一个中等城市。这就像要在空白纸上创造一个理想城市一样。希波达摩斯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他设计了第一个有严谨构思的城市。希波达摩斯不想只勾画道路和房屋。他相信在考虑城市的形状时，同样也可以考虑社会生活。他设想出一个有1万居民的城市。这些居民分成三个等级：手工业者、农民、士兵。希波达摩斯希望建一个人造城市，不要有自然的东西。城中心是一个卫城，切割成12部分，就像一个分成12部分的城堡一样。新米勒城的路都是笔直的，广场是圆的，并且所有的房屋都严格地独立了开来，以使邻里之间不会产生什么嫉妒。另外，所有的居民都一律平等。那儿没有奴隶。希波达摩斯也不想要有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家都很难琢磨，是产生混乱的种子。诗人、演员和音乐家都被驱逐出米勒城。那个城市同样也不允许有穷人、单身汉和游手好闲者在内。希波达摩斯的设想在于使米勒城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完美机械体制。要避免所有的危害，就不能有改革，不能有创新，不能有什么心血来潮。希波达摩斯创造了“有条不紊”的新概念，有条不紊的市民在城市的指挥中，有条不紊的城市在政府的指挥中，政府自己则只能有条不紊地在宇宙的指挥中了。亚当主义乌托邦1420年，波西米亚发生了胡斯党人叛乱。那些新教的先驱者，要求德国教士改革和开始庄园主制度。一群更激进的人——亚当主义者从运动中分离了出来：他们不但对教会、而且对整个社会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与上帝接近的最好方式是在与亚当——原罪前的第一个人一样的生活条件下生活。他们的名称就来源于此。他们在离布拉格不远的莫尔河中的一个岛上定居下来。他们赤裸裸地共同生活着，把所有的财产都充公，尽可能重建“罪孽”前人间天堂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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