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正式推行这一重大举措,如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吏部主事王激、大理寺评事余前往广东,户部主事王嘉宾、行人李仁前往陕西。主考顺天府乡试的春坊右庶子韩邦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一改革措施予以积极的肯定。他说:“当今圣上关注科考之事,对科场把握非常严格。”此次乡试因按张璁所定新制举行,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次年(1529年),张璁在阅完会试试卷后,对从各地乡试选拔的三千七百多人的考卷文风的崭新变化深表满意,并大加赞赏。张璁认为:“如今文人有如此大的成绩,都是因为当今圣上的决策正确。”在明世宗亲自批完廷试考卷之后而排列名次时,世宗并不以己意而定,而是要求张璁等人从公论定。
宗室管理
明朝宗室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明世宗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予以解决。其中收效较为显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扩建北京
嘉靖初年,明世宗在四郊新建了地坛、日坛、月坛。他将敬万神的天坛改为只敬天神,并兴建地坛、日坛、月坛,整个北京城被放置于一幅八卦图之中:南侧为天属乾卦,北侧为地属坤卦,东侧为日属离卦,西侧为月属坎卦。痴迷于道教的嘉靖还在皇城内大规模营造道教宫观,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宫观没有保存到今天,如位于今天中海以西的国务院机关办公地,就曾经是明世宗兴建的一组称为“大光明殿”的道教建筑群。 [43]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又决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遗址,四面环绕修筑京城外郭城。最初规划的外城长七十里,东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设城门十一座、敌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门外和通惠河设置水闸两处,其他低洼地带设置水关八处。由于工期浩大,在严嵩的建议下改为先修筑南面,将正阳门外的大片繁华市区包入,得到明世宗的许可。后因用兵频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灾后将财力物力集中于宫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没有再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外城各城门的瓮城。
嘉靖中期以后,东南沿海海贼,倭寇活动更加猖獗,卫所海防体制无法应对严重的局势,军事改革势在必行,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招募,编练新军,在沿海建立水寨,打击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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