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立宇
一九八二年末,我在县乐器厂门口见到久违的吴丙声。
我从大众浴室洗完澡出来,对面是乐器厂,旁有门店,挂着一些巨制的圆规、量角器和三角尺,反正都是一些数学老师才用得着的东西。当然也有乐器,主要是锣鼓——当我们说锣鼓的时候,其实说的是鼓,跟锣好像没关系。我正在犹豫是否要买一支笛子——倒不是我对二胡没兴趣,是裤兜里的钱差点意思。我跟师傅试要了一支笛子,此人对自己厂里生产的乐器缺乏起码的尊重,我看到的是一个极为轻率的动作,把笛子往柜台上轻轻一丢,有点像小李飞刀。我没有吹过笛子,我的手指要在几个笛孔上布开,感觉像蹼趾一样难以伸展。我摆弄了半天,放屁一样,根本吹不出一个像样的音来。此人本来还满怀期待地看着我,终于不忍,目光游离开去。此时,我看见一个戴袖套的年轻人从乐器厂出来,觉得眼熟,一副江湖义气的样子,大老远就冲我抱拳作揖,喊了声:老兄!
此人吴丙声,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初中时虽然还在同一所中学,但已来往无多。只听说他在校办工厂偷了不少东西,被抓去关了几天。是他的母亲到校长那里低声下气地求情,将一块花手绢捏在胸口,声泪俱下,几度哽咽,才由校方作保,让吴丙声完成了最后两个月的初中学业,高中肯定是泡汤了。记得在学校操场的沙坑边,他神色机密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只小轴承送我,我自然欢喜得不行。他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他的成绩其实不坏,尤爱语文课,特别喜欢鲁迅先生的腔调,在我听来,透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迂腐。
他还是老样子,肥唇,鼓腮,永远像含着两块肥肉,乐呵呵地冲着我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手臂上还有一条蜿蜒如江河的暗红色胎记。当时皋城刚从一次强台风的席卷中挺过来,我却起劲地跟他聊山口百惠。电视剧《血疑》那时还没有在国内播出,吴丙声听得一头雾水,对此也毫无兴趣,他初中毕业就分配到这里,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木匠,他的袖套上、发丝上都是星星点点的木屑。
我们交情有限,他这样老兄老兄的,弄得我怪不好意思。他跟我再三赞美附近一家早餐店的生煎包子,要请我去吃。我猜他本来就是去吃生煎包子的。我没动静,他不好意思再提。他见我手里还拿了一支笛子,你要吹笛子?我们厂里的笛子,只有天晓得,那些人每天只晓得往一根竹管上钻几个洞眼,他们做的哪里是笛子,他们做笛子比做筷子还要便当。比方说吧,你以为自己吹的是《苗岭的早晨》,结果给你跑出一头驴来。说到这里,他把自己逗乐了,说你要的话,这样的笛子我可以送你一打。
那次见面后,没过多久,吴丙声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那天吴丙声补休,正坐在自家的马桶上,玩着自己的手指——他当然没有说这个,是我脑补。他特别爱玩自己的手指,那是一套非常娴熟默契的繁复动作,两手配合,飞快对接,以此专注于某件事情,因为思想总是要开小差的——有点像盲人掐指神算时的模样,一定是斜着头,摆出一副侧耳细听般的偏执表情。在学校简陋而空旷的厕所里,我们并排蹲在那里,他不会跟我说话,那是他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刻。吴丙声说,当时他正坐在马桶上,就听到码头那边传来了轮船靠岸的汽笛声,在皋城上空久久回荡。他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上海船到了。但他无法提前知道的是,这帮旅客中间有一个老头,是上海提琴厂的退休老师傅,讨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直奔县乐器厂。他要改变的不是一个县乐器厂,他简直就是来改变吴丙声的人生轨迹的。
第二天,吴丙声懒洋洋地上班去了。他在家里补休了三四天,一点意思也没有。他经过那家门店,看见管店的人在专心致志地挖自己的鼻孔,他的心思都在这个鼻孔里。他走到厂里,奇怪地看到厂里又多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人高马大,很有气场的样子,正在跟厂长说什么。他说着上海话,上海话听起来像牛皮糖一样,缠缠绵绵的,但说着说着,这缠绵里还有点当机立断的意思。上海老头说,好吧,就这样子吧。
乐器厂给这个上海老头腾出一个工场间。厂长还准备给他配一个徒弟,他一开始觉得这件事会有许多人来争,结果并无响应,还弄得大家牢骚满腹:皋城有几人拉小提琴啊,卖给鬼去啊,做啥提琴啊,工资又不长一分,你以为做提琴就变成知识分子啦?吴丙声在电话里跟我说,就在这个时候,厂长回过头来看见了他,这才想起来厂里还有吴丙声这么一个人。厂长知道自己厂里一共有十八将,但他每回派到第十七将的时候,死也想不起来,第十八将是谁。现在他看到吴丙声,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小吴,侬死阿里去了,几日没上班了?
我在家里补休啊,我跟侬说过的,侬忘记啦?
厂长停顿了一下,他的脑子在别的事情上,他得重新把这个事情捋一捋,想了半天,他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也只有眼前这个吴丙声了。
他说,这样吧,小吴,侬跟这个上海老师傅一块做小提琴怎么样?
吴丙声以为自己听岔了,小提琴?什么小提琴?
厂长又重复了一遍。不过他在言辞上做了某些修饰,把这个选择说成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顺便卖了一回人情。吴丙声突然有点害羞,有点不敢相信,小提琴三个字就像一道灼眼的光芒,刹那照亮了他的心房。
吴丙声在乐器厂是做笛子还是做小提琴,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觉得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交情。对我来说,他是很早就消失的一个人。而且年前他说他要送我一打笛子,到头来一根笛子也没有看到。那天他兴奋得不能自持,辗转打听了几个人,最后把电话打到我的厂里来。那时候打个电话,是件非常隆重又费周折的事情,他听到有人在喇叭里叫我的名字,然后等待熟悉的脚步声临近。他在电话里确认是我的声音时,喉咙里不禁发出那种猪猡般的欢快声音。他先是把我发表在当地小报的几首诗夸得天花乱坠,老兄呀,很有感染力啊,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有这方面的才华?然后他话锋一转,声音也因此微微颤抖起来:老兄呀,我现在在搞小提琴啊,七搞八搞,我们都成了文艺工作者了。这是他的开场白,然后以倒叙的方式,从他坐在家里的马桶上讲起,讲到上海客轮的汽笛声,讲到上海老头、厂长和他的小提琴。
我说,乖乖,你这个小木匠不得了么。
电话那头奇怪地沉默了会儿。我心想坏了,吴丙声的声调完全变掉了。他说,其实我心里是晓得的,你看不起我,你从来就看不起我!
他这么腻歪,我是没有想到。我说,哪里啦,你误会了,做小提琴很好啊,没准啊,在你的手上能诞生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呢,谁晓得呢?
他没听出来我的虚与委蛇,反倒是友谊好像又得到了及时的修补,他的情绪上来很快,开始喋喋不休地说那个上海老头,说着说着居然开了上海腔——虽然上海腔调在此地颇受拥戴,也同属吴语区,但吴丙声说起来有点生硬,有点拿腔拿调,还要夹叙夹议,好像非如此,无法传达出他此刻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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