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754年,安禄山奉命入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事件详细:
藩镇崛起: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 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
外重内轻: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从贞观年间开始,任用将领里的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都是因为忠诚效力而获得提拔,但是仍然不能当上将,皆由大臣控制,所以上面还有余权可以节制下属。先天、开元年间,大臣中如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人,都是从节度使而升为宰相的。李林甫担心儒臣因筹划方略而得战功,又得高位,因而想杜绝这一条升官接近皇帝的路,好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劝说唐玄宗:“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富强,而夷狄还有没被剿灭的原因,都是因为文官为将,他们不敢冒矢石身先士卒。不如任用蕃将,他们生的雄健,哺养在马背上,成长在行阵中,天性骁勇。如果陛下能感化他们而任用之,他们定能效死,夷狄就不愁不能剿灭了。”唐玄宗同意他的说法,因而让安思顺代替李林甫统领节度,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林甫看中了这些人都不是汉人,没有入朝当宰相的资格,因此之故安禄山能专控三个道的精锐部队,十四年不迁动。唐玄宗信任李林甫的策略,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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