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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是一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属法学类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4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该专业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的知识结构，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1]

中文名

法学

外文名

Law

专业代码

030101K

专业层次

本科

学科门类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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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培养规格

课程体系

教学条件

培养模式

发展前景

开设院校

发展历程

近代的法学教育起步于19世纪末，即1862年在北京成立的同文馆。[2]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借鉴苏联法学教育模式，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模式。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正式成立，并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举办由苏联专家直接讲课的研究生班；接收各地教师到人大进修，翻译了一大批苏联的法学教材，法律系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是苏联的。

1954年5月，教育部主持召开了全国政法教育会议，1952年至1954年间，先后建立了北京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西北大学法律系，形成了“五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东北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五院”（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的法学教育格局。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多数政法院校停办或撤销建制，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从1973年起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工农兵学员”。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法学教育开始恢复和发展。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会议纪要》明确提出“恢复法律系、培养司法人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等一大批政法院系先后恢复招生。[3]

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规定法学专业四年期间的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包括：公共政治理论课、公共外语、公共计算机、公共体育、专业必修课等。[4]

2012年9月，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法学学科门类为法学、专业代码为030101K。[5]

培养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1]

培养规格

学制与学位

法学类本科专业基本学制为4年。各高校可在四年制模式基础上，实行弹性学制，但修业年限不得低于3年。

学生完成各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要求，考核合格，准予毕业。符合规定条件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知识要求

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并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

能力要求

（1）具备独立自主地获取和更新本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力。

（2）具备将所学的专业理论与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专业实务之中的基本技能。

（3）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具备较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外语能力。

素质要求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掌握法学类专业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3）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健全的职业人格、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具有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备健康的心理和体魄。[1]

课程体系

总体框架

法学类专业课程总体上包括理论教学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理论教学课程体系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包括实验和实训课、专业实习、社会实践与毕业论文（设计）。

法学类专业培养方案总学分应控制在160学分左右，其中实践教学课程累计学分不少于总学分的15%。[1]

课程设置

理论教学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各专业应按照相关规定，全面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方案。

通识类课程

通识课程各专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和社会实际需要，设置--定数量的通识课程学分。通识课程应当涵盖外语、体育、计算机课程以及逻辑学等课程，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课程的设置应当保持均衡。

专业课程

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采取“10+X”分类设置模式。“10”指法学专业学生必须完成的10门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X”指各高校根据办学特色开设的其他专业必修课程，包括：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证据法、财税法，“X”选择设置门数原则上不少于5门。

知识产权专业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竞争法、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文献检索与应用。

监狱学专业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犯罪学、社会学、监狱学、矫正教育学、矫治心理学、狱政管理学、国外矫正制度。

各专业可根据自身培养目标与特色，设置专业必修课程学分。

专业选修课程应当与专业必修课程形成逻辑上的拓展和延续关系，并形成课程模块（课程组）供学生选择性修读。各专业可以自主设置专业选修课程体系。鼓励开发跨学科、跨专业的新兴交叉课程与创新创业类课程。[1]

实践教学

各专业应注重强化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课程中应设置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教学方法，强化案例教学，增加理论教学中模拟训练和法律方法训练环节，挖掘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

实验、实训和专业实习：各专业应根据专业教学的实际需要，利用模拟法庭、法律诊所、专业实验室、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独立设置实验、实训课程，组织专业实习，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实验、实训和专业实习课程应当制定教学大纲，明确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明确专业实习的主要内容以及学时分配。专业实习时长不得少于10周。

社会实践：各专业应根据本专业实际需要，组织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让学生了解社会生活，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增强其社会活动能力。社会实践时长不得少于4周。

毕业论文（设计）：法学类专业可采取学术论文、案例分析、毕业设计、调研报告等多种体裁形式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应加强问题导向。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结合社会实践以及经济、社会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的撰写。[1]

教学条件

教师队伍

规模与结构

专业教师队伍应满足专业教学需要。新设法学类专业专任教师人数至少应为该专业核心课程数的1.5倍以上。原则上，法学类专业每门专业必修课程应当配备1~2名专任教师任主讲教师。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应不低于90%。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不低于1/3。专任教师队伍应具有合理的年龄结构。教师队伍中应当包括一定比例的实务部门专家。各专业生师比不得高于17:1。

教师专业背景

专任教师应具有5年以上本学科专业教育背景，实践性强的课程的主讲教师应具有实务工作背景或实务经验。教师队伍中应有--定数量的教师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或跨学科教育背景。

教师水平要求

专任教师应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应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精通专业理论和方法，具有完成本专业教学任务的知识储备；应具备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应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并能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1]

设备资源

信息资源要求

各高校应提供数量充足、种类齐全的法学类专业纸质和电子图书资源，配备满足教学需要的中文和外文数字资源库（含新设专业）。信息资源应能满足不同层次和阶段学生的学习需求，满足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需要。

教学设施要求

各高校应为法学类专业教学提供数量足够和功能齐全的教学设施，包括模拟法庭、法律诊所、专业实验室等。专业教学设施应完全开放。特定专业课程应配备该专业所需要的特定教学设施和仪器设备。

各高校应与相关实务部门紧密合作开展专业实习，建设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的实习基地，满足实践教学的需求，并保障学生集体实习比例不低于50%。

新设专业应建设有能基本满足实践教学需要的模拟教学场所和实习基地。[1]

教学经费

应切实保障法学专业类的教学经费投入。教学经费专指在专业教学各个环节发生的资源建设费用、教学运行费用与教学评估费用。在保证生均年日常教学经费不少于1400元的基础上，教学经费应随着教育事业经费的增长而稳定增长。教学经费不得用于其他用途。[1]

质量保障

质量保障目标

各高校应以本标准为基础建立覆盖上述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规范、教师队伍、教学条件、教学效果等指标的质量保障目标系统。

质量保障规范与监控

各高校应围绕各质量保障目标要求，制定质量保障实施规范，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和调控改进机制，开展经常化和制度化的质量评估，确保对教学质量形成全过程实施有效监控，保证教学质量的持续提高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充分实现。[1]

培养模式

六年制法学教育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获准实行的“六年制贯通”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采取6年学制，学生在前4年的学习中重在扩宽专业基础，养成基本能力，考核通过后获得学士学位和本科学历。在此基础上再学习两年，一年的方向课学习，一年的专业实务技能培养，考核通过后取得硕士学位和研究生学历。[6]

实践为本导向——应用型本科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

“实践导向”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以“实践”为主线连接人才培养各要素、以培养学生法律实践素质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课程安排上，改变先理论后实践的单一课程安排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专业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互交替的方式安排课程。在理论课程的组织上，采取按法学知识逻辑和法律实践逻辑相结合的方式，在坚持传统按法学知识逻辑组织内容的基础上，开发按法律实践逻辑组织内容的新教材。

在教学方法上，改传统单一的讲授法为“讲解式与案例教学、理论分析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尊重并激发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提高学生法学理论素养，增强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6]

代表院校：湖北经济学院

利用工科优势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

在培养计划中，该模式设置了“房地产法”和“交通运输法”两个专业方向，由相关的工程基础课系列和专业方向课系列构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机结合，通过学科问的交叉，形成较强的综合优势，培养复合型人才。[2]

代表院校：西南交通大学

“契合地方发展实际、培养应用型人才”实践型教学模式

该模式是基于法学实践性强的专业特点，结合邢台学院办学定位，逐步摸索出的一套自身特色的实践型教学模式。

（1）增设课内实践，优化实践课时分配。

（2）确立双师型教师作为培养聚合点，革新师生关系，优化教学过程。

（3）充分利用“模拟法庭”，构建专业化实训平台。

（4）建设法律服务研究中心，服务地方。[7]

面向非司法系统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1）分类设计、分类培养。

（2）优化课程体系、创新课程内容、强化实践实训。[8]

代表院校：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

发展前景

人才需求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确立，从长远来看，法学专业作为“朝阳”专业，其毕业生的就业是大有发展前景的。再者，社会各界的法治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对法学专业的人才需求迅速增长。[9]

1992年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内在地需要法治，而法治和健全的法律服务市场的第一要素就是法学教育的繁荣与法学人才的培养。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对法学专业人才，尤其是应用型、复合型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更大。[10]

考研方向

该专业毕业生可通过推免或考试方式选择到中国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继续深造，攻读法学及相关学科硕士、博士学位。

就业方向

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后，适合从事审判、检察、司法行政、律师、公安等实际工作，也可从事立法、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以及行政管理和公司、企业的法律顾问等工作。[11]

法学，是关于法律的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法律作为社会的强制性规范，其直接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并通过秩序的构建与维护，实现社会公正。作为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其核心就在对于秩序与公正的研究，是秩序与公正之学。[1]

在中国，法学思想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法学在中国先秦时代被称为“刑名之学”，从汉代开始有“律学”的名称。在西方，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对“法学”（古代拉丁语中的Jurisprudentia）一词的定义是：人和神的事务的概念，正义和非正义之学。

截至2020年，中国大陆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授予权的院校为52所，是国内法学人才培养的教育高地。[2]

中文名

法学

外文名

LAW

别名

法律学、法律科学

研究内容

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

归属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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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简史

研究领域

法系分类

特征

分科

主干课程

重点学科

学科发展

学科评估与排名

代表院校

关系

就业

名词来源

“法学”这一用语的拉丁文Jurisprudentia，在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已经出现，该词表示有系统、有组织的法律知识、法律学问。古罗马法学家曾给“法学”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德文、法文、英文以及西班牙文等西语语种，都是在Jurisprudentia的基础上，发展出各自指称“法学”的词汇，并且其内容不断丰富，含义日渐深刻。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最早由日本输入。日本法学家津田真道于1868年首次用来对应翻译英文Jurisprudence、Science of Law以及德文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汇并对之作了详细说明，该词于“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传入中国。

发展简史

中国法制史

在中国，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学派相继兴起，百家争鸣。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两家）争论的问题之一。这一时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家有深远影响。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已从习惯法向成文法、从秘密法向公开法发展。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到战国时期，魏国执政李悝在各诸侯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法典《法经》。这部《法经》虽早已失传，但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载有其篇目。《法经》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典的基本体系，以后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唐律疏议》的体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与儒家相反，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法家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为一种权衡、规矩、尺度，提供一个判断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应随时代而变；法由国家制定；法应公开，应平等适用；应严格守法，法与赏罚不可分，等等。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专制、反酷刑的法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采纳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代替法律，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来立法。

汉武帝采纳儒家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的法律思想垄断了长达2000年的法学领域。通常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法律思想就是指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实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其结果是导致法学在中国的衰落。

在这一时期中，继百家争鸣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学说，对以专制君主名义发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逻辑上解释的律学，即通常所说的注释法学。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曾对汉律作章句注解。晋朝张斐和杜预也曾对汉律作注解。东晋后，私家注解逐渐由官方注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于公元652年奉诏编写《唐律疏议》一书，对《唐律》作了权威性的解释，与唐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献。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辅”作为主导思想。《唐律》及其《疏议》集战国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为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范。《唐律》对当时中国近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法律也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通常将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国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称为中华法系或中国法系。

从三国魏明帝时起，设律博士职，专门传授法学。这一官制一直延续到宋朝，至元代才被废除。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发展时曾认为，元明清时法学已日趋衰落。1740年编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律。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司法制度和法律思想领域也发生相应变化。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思想、严复所翻译的许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纪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又有社会学、进化论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严复等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学方面的思想，那么，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则主要传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别是基于罗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工作。他派遣政府官员和学生出国考察和学习西方法律，聘请日本法学家来中国修订法律和讲学，1906年创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学校；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法律。

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方各种法律思想，继续传入中国。

外国法制史

人类历史上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除中国外，还有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邻近地区各国、古代印度以及中世纪伊斯兰教各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法学的内容极为广泛，通常指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西方的法学或法律思想。

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尽管成文法并不很多，也没有职业法学家，但当时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等著作中，探讨了关于法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法是神授还是人定；法的基础是权力还是自然、正义或理性；是法治还是一人之治，以及法和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法和国家、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思想对后世西方法学一直具有影响。

与古希腊不同，古罗马的成文法（主要是私法）和法学极为发达。在西方历史上，正是在罗马帝国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职业法学家集团，第一次出现了法律教育和法学学派，第一次出现了法学著作。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是一部最早的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西方法学著作。

欧洲中世纪，由于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上占有很大势力，教会神学在思想领域中居于垄断地位，法学与哲学、政治学等都成了神学的附庸。到中世纪中期和后期，出现了一种以恢复和研究罗马法为核心的法学，即自12～16世纪相继出现的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以及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派。这三个法学流派虽各有特点且相互对立，但通过它们，罗马法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为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统一的法律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中世纪的法，主要是普通法。这种情况表明了以后西方世界两大法系的渊源：民法法系（又称大陆法系）是在罗马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普通法法系（又称英美法系）是在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7～18世纪最为盛行的法律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H.格劳秀斯、英国的T.霍布斯和J.洛克、法国的C.L.S.孟德斯鸠和J.-J.卢梭等人。他们的学说和政治纲领尽管有很多差别，但总的来说，是反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以及民主、法制的理论基础。这个学派极大地提高了法在社会中的地位，倡导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则，创立了宪法、国际法等新的法律学科，沉重地打击了神学，使政治学、法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就是在这个学派的思想基础上制定的。古典自然法学派起过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也不可能超出时代所给予它的限制。

《法国民法典》亦即《拿破仑法典》

在19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渐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哲理法学派。在欧洲大陆，开展了广泛的编纂法典的活动，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随之兴起。随着英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从事殖民扩张，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影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西方两大法系终于确立起在世界范围的地位。

进入20世纪，西方法律和法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法的社会化”问题，即强调法不仅应保护个人权利，而且应着重保护社会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国家经济职能大大增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政府更多地采用改良、让步和福利主义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一般地说，民主和法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它们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①德、意、日三国在战后通过新宪法，建立了民主和法制；人权和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宪法和法律监督进一步加强。

②立法重点从私法转向公法，新的公法、公法化的私法、公私混合法大量出现。

③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已从17～19世纪的理性主义、概念论法学转向现实主义、利益多元论和折衷主义，在强调法律重大作用的同时承认这种作用的局限性。

④在法律形式上，虽然也制定和修改了若干重要法典，但一般采用单行法、特别法形式。

⑤对司法组织和程序进行改革，加强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利，形成事实上的“法官创制的法律”。

⑥两大法系逐步靠拢、国际立法增多。但与此同时，破坏法制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法学领域中，学派更加繁多，新自然法学（或类似的价值论法学）、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大派别相互靠拢。非法学思潮对法学影响更不断扩大，出现了经济分析法学、批判法学等新的法学派别。

法律科学

在19世纪40年代现以前，法学领域几乎一直是由思想家、法学家垄断的。他们为法学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有的人在阐述法律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合乎科学的观点，有的法律思想也起过历史进步作用。他们科学地阐明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3个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法律思想，构成法学。它的出现为法学领域带来了根本变革。它代表了人民及其他公民的利益，科学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法学的原则

①以往法学主要以为基础，否认法学因素对法的最终决定作用。法是掌握国家政权社会成员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最终是由这一社会成员的权力结构条件决定的。当然，法和社会学以外的各种因素也相互作用。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成员的意志决定的。

②以往的法学同时肯定法的继承性都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优秀法律文化遗产的同时创立和发展的。

③以往的法学家都认为法是永恒存在的。当然还有具有某种强制力的行为规则。

法学家们对法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①他们在阐明法学研究的同时也就说明了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②他们在考察和研究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实践中，分析法律制度。

列宁对法学的主要贡献是：

①在领导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与俄国自由阶级、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主义者和其他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揭露了沙皇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与代议民主制相联系的法制的本质性。

②他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开始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

法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的指示以及《共同纲领》关于废除旧法律创建新法律的规定，都表明一种新的法学在中国大陆的创立。但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法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法学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成为为现代化建设、为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的法学，它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发展了法学。

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方面是国家重要文献或领导人关于法制的重要论述中体现的发展。

首先，法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出了科学的论断：“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和发展了这一结论：民主是社会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阐明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和法制被忽视，为了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

其次，法律和宏观经济调控也促进了法学的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指令，采用直接控制为主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作用是有限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人们已日益认识到法律在经济领域中的巨大作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间接控制方式。十四大将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更为加强，法学研究随之进一步开展。

同时，中国政府主要根据中国经验，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方针，即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协同其他各机关、团体，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各种手段，预防和打击犯罪，改造罪犯。十余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综合治理的理论是对法学，特别是对刑法学、犯罪学等法学学科的重要贡献。

此外，还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即设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一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一国两制实现就意味着“一国数法”的出现。这将推动当代中国法律和法学向多样化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是一重大贡献。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的专业的法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贡献。主要是：

①对一系列重大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为此而撰写专著、教材和论文，以及编写法学工具书、召开学术研究会。在各个部门法学以及国际法学中都曾进行过有关本学科重大问题的研究。

②改进和发展许多已有一定基础的法学学科（如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同时又创建许多在国内以往并不存在的新学科，如经济法学、行政法学、军事法学、科技法学、环境法学、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比较法学、立法学等，并发表有关论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授课

③专业法学工作者经常参加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或提出有关立法建议等，很多专业法学工作者出任兼职律师或参加其他法律实际工作。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法学与实践的结合。

④从事法律院校教师工作，培养中高层次的法律专门人才（大学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此编写大量各种形式的法学教材。

⑤将国外法学（包括方法论）新动向引入国内作为借鉴，为此翻译了不少外国法学论著、法律、法规、法学工具书等，并进行了广泛的国际法学交流，大量的学生、教师去国外学习、进修和讲学或参加国际法学会议，又有不少外国法学家来中国讲学和学习。

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不同于文学、哲学、史学等人文科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法学、经济学比文学、史学等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从主观上来说，中国法学家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学说远离现实，但从客观上来看，法学家的不少主张离实际操作过远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这一问题不能仅仅用法学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来解释，而就联系中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和法学家的出身经历，作更广泛的考察。

从法学教育体制来看，据笔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教授都有过担任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经历，他们把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知识一道传授给了学生。而中国法学院院长、教授中有过官员、法官、律师、检察官经历的实在为数不多。他们大都是从高中进大学，然后留校任教，这种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深入了解实际，不可能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要他们的学说贴近实际（不是盲从、附随实际）也多少有点勉为其难，要他们立场公正、持论公允，也非举手之劳。

浏览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学家，他们大都有担任过官员、法官等经历。根据何勤华教授主编的《外国法律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统计，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法学家有四个：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查士丁尼，除盖尤斯出身不详外，帕比尼安曾担任过申诉官、帝国高级法院院长、近卫都督（相当于副皇帝）等。乌尔比安担任过帝国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帝国议事会成员，近卫都督。查士丁尼是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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