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出仕皆无功而返的失意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交织冲撞,加剧了陶公避世思想的堆涌,他多次生发感叹:“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为忠于内心、归隐山野埋下了伏笔。
及四十岁,他雄心再起,几番周折,官至彭泽县令,再次不甘囿于官场泥淖,解印辞官,拂袖而去。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十余年的陶公,终于可以拥抱理想,再也没有回过头留恋过尘世的繁华。
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率性地写道:“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正的原因,他是在呼唤着心灵的归来,他要把内心的荒芜种满蒲草,自由地生长,暗自地清香。
从陶公的为官履历中不难看过,他从不曾位居过高位,因为在门阀士族把持高官权位的大环境下,缺乏政治和家族背景的陶公是难以成就一番伟业的。尽管陶公并非出自庶族寒门,他是东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外公是东晋名士孟嘉
但事实上,他八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弱年逢家乏”,四十岁时能干到县太爷已经是尽力了。再进一步探究其悲剧式的游宦浮沉,根本原因在于他散漫不羁、旷达豪迈的天性使然和“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思想境界,与当时门阀制度、门第观念根深蒂固的东晋格格不入,他像是一叶浮萍,为了生计和功名而淹没在士族阶层趋附权势、追逐财富的洪流之中,这位官场的“实诚人”只看得见未来,却望不到前程,他一心济世苍生的政治抱负,如同梦幻的泡沫,注定会在现实的樊篱中被击破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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