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币制改革

汉武帝币制改革

背景

汉朝建立之初，承接着秦朝的弊病，国家贫穷困苦。

于是，汉高祖重税抑商，汉文帝亲耕用俭，汉景帝输粟充廪，加之山林川泽得以开放，田租赋税得以减免，至汉武帝初年之时，粮仓的粮食堆积腐烂，京城的钱财积累百万，百姓非遇水旱之灾皆可自足。

然后，随着逐渐殷实的环境，更多的欲望也随之而生。百姓则依仗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衣食用度僭越等级，骄奢淫逸不守法度，攀比之气赫然成风。富商巨贾流于天下，奴役贫者，囤积居奇。

《汉书·食货志》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孟康曰：「二十两为溢。」师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铜钱质如周钱，（臣瓒曰：「言钱之形质如周钱，唯文异耳。」）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秦朝币制以黄金与半两二等并行，黄金为上，半两为下。

西汉建立初期，继承了秦朝的币值。

汉高帝统治时期，“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此处所说的“令民铸钱”，即《汉书·食货志》曰：「铸榆荚钱。」或称榆荚半两。《史记》三家注曰：“按：古今注云榆荚钱重三铢，钱谱云文为「汉兴」也。”而“一黄金一斤”及其下“马一匹则百金”，可见《史记·平准书》臣瓒注曰：“秦以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汉书·食货志》师古注曰：「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故汉初在货币方面的调整，一是放开民间铸钱，二是黄金单位改溢为斤。

“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糶，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米一石需要一万钱，马一匹要黄金百斤，可见汉初市场上通货膨胀较为严重。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汉朝统治者的做法是抑制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乗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可见孝惠、高后时虽减轻了对商贾的压力，但并没有完全撤销之。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汉文帝为取代质量低劣的榆荚半两而更铸四铢半两，但放开了对民间铸钱的禁令，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重大弊端，最後影响到中央政府的统治基础。贾谊曾谏汉文帝勿除盗铸钱令，未果。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由於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煑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

过程

第一次改革

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铢钱。

《汉书·武帝纪》师古注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见食货志。」这次改革使铜铸币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恢复一致。这一措施，第一次改变了“半两”这一相沿下来的货币单位名称。

第二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后，因为其时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等价流通，再加上盗铸盛行，故三铢未能坚持流通。因此，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史载：“有司一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两‘“。这与文帝四铢钱不同的地方是它铸有外郭，故被钱币学家称为“武帝半两”。

第三次改革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又下令重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为了抑制盗铸，汉武帝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此次改革，是汉武帝历次币制改革中动作较大的一次。

在第三次改革前，由于汉武帝内兴功利，外事四夷，连年征伐，开拓疆土，国家财政空前膨胀，很快便耗尽了文景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造成“县官大空”。在这个背景下，汉武帝开始了第三次货币改革。

《史记·平准书》载，“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闲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裏取鎔，钱益轻薄而物贵，则逺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縁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後得行。”，即皮币的实行，主要是为王侯宗室朝觐聘享之用，使他们向中央政府的纳贡不受劣钱影响。

由於少府多银锡，“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荖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白金三品币值介於三铢与黄金之间，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比过去更加复杂的货币体系。中央政府通过手中积累的此前并非货币的银锡，定以高价，即可借机剥夺大商人的财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

汉武帝还“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这是继第一次改革后，再次试图以三铢代替半两的举措。

可见，汉武帝这次币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一，销半两钱铸三铢钱；二，发行大额虚币皮币与白金。而改革的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是，这次币制改革及禁民盗铸之令，并没能在根本上遏制民间铸钱，币值较高的白金三品的推行，反而刺激了民间盗铸行为。“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对於皮币的实行，有的大臣也有不同意见。大农颜异便是其中之一。“上与汤旣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仓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

第四次改革

元狩五年（前118年），仅仅在上次改革一年后，汉武帝又开始进行第四次币制改革，改革内容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半两也被明令废止，“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当时的盗铸铜钱者往往通过磨取得到铜屑，再将铜屑鎔铸为钱。“周郭其下”的五铢钱，因为有郭为保护，难以被磨取铜屑，故能够有效防止盗铸。

五铢钱轻重适中，比较适合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情况及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故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乃至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等朝代，均有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仅在西汉，“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元狩五年的这次币制改革，汉武帝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这种五铢钱称“郡国五铢”，或称“元狩五铢”。

改铸五铢钱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场上树立货币信誉，以稳定金融，使私铸者因无利可图而自动放弃私铸，从而彻底解决私铸问题。

但是，由于铸币权在地方诸侯各国手中，各地铸币的技术水平及铜矿的成分参差不齐，再加上各地官吏对命令的了解与奉行不一，所以所铸钱币[12]的差别很大。有的郡国五铢与原来的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或肉厚。总而言之，这些质量差的郡国五铢，基本上都有偷工减料，使钱重达不到五铢的现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钱越铸越轻，越铸越粗劣。郡国官吏旧习难改，通过这种手段中饱私囊。这令五铢有可能重蹈汉半两、三铢的覆辙。

《汉书·食货志》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师古曰：「守，郡守也。相，诸侯相。」）”

第五次改革

为扭转上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13]的被动局面，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

如淳曰：「以赤铜为其郭也。今钱见有赤侧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隐曰锺官掌铸赤侧之钱。韦昭云「侧，边也」，故晋灼云「以赤铜为郭。今钱见有赤侧者」。钟官赤侧，一称赤侧五铢，因《汉书·食货志》将“赤侧”作“赤仄”，故也称赤仄五铢，汉书音义曰：「俗所谓紫绀钱也」。新铸的“赤仄五铢”质量上乘，一枚等同于郡国五铢五枚之值。

“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白金终废不行。”故在此之前铸行的白金三品由此罢废。

赤仄五铢正面有轮无郭，背面轮郭兼备。外径约26毫米，内穿直径约9.5毫米，厚度达2毫米以上，重约4克。外郭线高而细，明显高于钱文，整体比较整齐，没有错位的现象。钱文的笔画较细，书体随意但工整，字有高有低，“五铢”两字中“铢”的“金”字头矢镞形较大，右侧“朱”头方折，上下长短相差不多。

第六次改革

由于赤仄五铢的比价是郡国五铢的五倍，在流通过程中产生诸多不便，而且因为其盗铸获利更多，故吸引了私铸与盗铸者铸赤仄五铢。赤仄五铢铸行二年后，因为“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

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将铸币权从各郡国收归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对五铢进行统一铸造和发行。“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所谓“三官五铢”或“上林三官钱”便是该次改革后铸造的五铢。

《史记·平准书》裴骃集解：“汉书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锺官、辨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如曰是，则上林三官指钟官、均输、辨铜令，乃水衡都尉的属官，统管铸钱。水衡都尉是中央政府为推广均输法而新设的官职，其办公地点为长安上林苑。三官五铢的边郭工整且重量准确、钱文秀丽，是质量上乘的铜钱，其盗铸成本较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原因

（一）国家的统一与中央政府的强大。

西汉初年，地方势力强大，中央政府软弱，以致无法统一货币制度。而汉武帝经过多年的经营，不断削弱诸侯诸侯势力，又取得对豪富的压倒性的胜利，中央政府空前强大。只有这样，才能使政令贯彻到全国各地，才有可能实现货币制度的统一。

（二）五铢钱及其制度的合理化。

新五铢钱的做工精致，技术含量高，一般人很难伪造，并且质量、成色好，加上轻重适中，使这种铜钱形制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历时2000多年。其次，政府明令禁止郡国铸币，将铸币的铜材料收归中央统管，基本上断绝了私人铸币的源泉。

（三）汉武帝在其改革过程中，能够大胆、正确用人。

汉武帝一改汉初以来对商贾“困辱之“的抑制，大胆提拔并委巨商大贾或其后人以重任。商贾之子桑弘羊因其出众的经济才能，深得汉武帝信任，曾参与制定和实施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并执掌中央财政大权三十余年，为汉武帝建立其不世之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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