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盛世

汉武盛世

背景

秦朝灭亡以后，前206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后来项羽和刘邦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在手下萧何、韩信、张良、彭越等人的辅助下，在垓下之战打败了项羽，于前202年在定陶正式称皇帝，仍用“汉”号，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在汉太宗的皇后窦漪房的影响下汉太宗和儿子汉景帝即位期间，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

前141年正月甲子（正月二十七），汉景帝驾崩，其子刘彻即位，为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西汉推向鼎盛时期。

政治

巩固集权

汉武帝即位后，经过文景两朝的“众建诸侯”与平定七国之乱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大为降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国家，于是持续推动专制的中央集权，又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

设立中朝

自汉初以来，继承秦制，丞相有相当大的权力。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次居于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威望曾经盛极一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的职能，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当时的丞相，实际上是朝廷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汉景帝时，窦太后期望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汉景帝表示：“请得与丞相议之。”于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以高祖“非有功，不得侯”的预先约定予以坚定的拒绝。汉景帝默然而有沮丧色。可见当时相权之重。

汉武帝初年和丞相多有不合，田蚡任丞相职，曾荐举升迁的官员，其中有从平民直接任职级二千石的高级官僚，让皇帝的用人权利受到侵犯。于是汉武帝表达内心的不悦，说道：“你荐举的官吏说完了吗？朕也有要荐举的官吏。”田蚡也曾经请求占用官营手工业管理部门少府考工室的地方用以扩建宅第，汉武帝愤怒地说：“你为什麼不索性占用武库之地呢！”

汉武帝亲政后，为贯彻自己的命令，有意提升君主的权利，于是改变丞相位高权重的传统。于是设立中朝，以抑制外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官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仅仅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并且根据官吏的政绩，奏行赏罚，是丞相的主要职责之一。然而在汉武帝时代，却有皇帝亲自接受“上计”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汉武帝曾经东巡至于泰山，接受诸侯王列侯朝贺，“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经“受计于甘泉”。汉武帝直接“受计”，说明当时他已经牢牢把握了对各地诸郡国的控制权。

他经常更换丞相，在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间，先后用相十三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四年多，其中三人在任上去世，有三人被免职，二人有罪自杀，三人下狱处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见到多位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汉武帝还曾经有设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图。征和二年，他任命刘屈氂左丞相，颁布诏书，宣布分丞相官署为两府，以期待天下远方合适的人选。后来分设左右丞相的设想，并未付诸实施。

独尊儒术

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实际上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颁布推恩令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用主父偃建议推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户口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确定这些侯国的名号。于是使诸侯王多以分户邑封子孙，致使王国里不断分出若干由郡统辖的小侯，一时诸王的子孙都得以成为列侯。另一方面，对于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诸侯势力的王朝中枢来说，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击，各个诸侯国已经在实际上自行解体。

随后，发生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的事件。汉武帝利用此案，在元狩元年（前122年）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多达数万人。汉武帝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规定王国职官为“左官”，宣示其等级低下，表明歧视之意，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严惩服务于诸侯王的犯罪官吏。并且严格限制士人和诸侯交游，又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此后，诸侯王宗族中支脉疏远的人，逐渐与一般人民没有任何区别。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又藉口列侯所献宗庙祭祀用的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其他列侯因为其他原因而陆续失去爵位的，也不在少数。

建立年号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前113年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春节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

监察制度

为了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增设了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隶校尉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刺史则“以六条问事”，除了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之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国一级高级地方官的不法行为。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察举制度

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还特意从身分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主要决策的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让他们出入宫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成为近臣的官员，身分相当于帝的宾客和幕僚。皇帝亲自任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顉，也往往参议机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将军霍去病，权势都超过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职，具有了参与宫廷重要决策的特殊地位。于是，和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最后的赞语中写道，武帝时代是两汉时期中在识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历史时期：“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儒雅”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之士如石建、石庆，“质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贤”之士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时士如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如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如严助、朱买臣，“历数”之士如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如李延年，“运筹”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张骞、蘇武，“将率”之士如卫青、霍去病，“受遗”之士如霍光、金日磾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如“飞将军”李广等其他人才，更加体现出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班固总结说：“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他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聚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汉武帝时期任用官员

大司马大将军

卫青、霍光

大司马骠骑将军

霍去病

丞相

卫绾、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

太尉

田蚡

御史大夫

庄青翟、韩安国、公孙弘、张汤、石庆、卜式、儿宽、杜周、桑弘羊

列将军

霍去病、金日磾、上官桀

奉常太常

王臧、孔臧、韩延年

郎中令

王臧、李广、李敢

卫尉

李广、韩安国、张骞、路博得

太仆

灌夫、公孙贺、公孙敬声

廷尉

张汤、赵禹、杜周、郭居

太行令大鸿胪

王恢、李息、张骞、田千秋

宗正大农令

韩安国、郑当时、刘受、颜异、桑弘羊

中尉少府执金吾

韩安国、赵禹、李息、王温舒、尹齐、颜异、桑弘羊

都尉

汲黯、朱买臣、江充

内史

石庆、郑当时、公孙弘、汲黯、儿宽、减宣

其他

东方朔、主父偃、司马迁、苏武、董仲舒、司马相如

儒表法里

尽管汉武帝亲近儒者，推崇儒学，不过实际上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汉武时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汉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是在御史大夫身上。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为了讨伐匈奴，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他们便遵行这种政治原则来办事。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为：一、严密防止国内发生叛乱。二、尽量开发利源。

为了达到国内的彻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订法律。元光五年，他命张汤、赵禹共订律令、造成西汉的法律恢复到秦代的严酷。例如其中的“见知法”，里面规定如果看到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便与犯者同罪。这样一来，官吏治法都以严酷为主，因此产生不少酷吏，如义纵、王温舒等人，造成不少人民与高官因罪被杀，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晚年时最为严重。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以鬻卖官爵为其中重要的一项。这项办法始于元朔六年，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这对吏治产生莫大的损害。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徵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些政策推行，大大增加政府的收入。

军事

军事改革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改革兵制。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括了西北边疆：开通了西汉联系西域以至中亚给地通道。

对匈作战

汉武帝时代，以军事成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匈奴自秦末以来一直威胁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受到严重影响。汉武帝即位之后，决心设法解决匈奴的外患问题。于是对匈奴发动一系列的战争。[7]

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汉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征伐。经过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后，使得西汉西北边境上的威胁基本解除。匈奴对中原北边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得以恢复。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形势。西汉军队占领从朔方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及敦煌四郡，并且命令关东地区人民移民这一地区，此举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而且断绝了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同时使西方地区的得到开发，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匈奴无力向西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汉与匈奴军事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移到西域方向。[8]西汉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开疆拓土

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卫满朝鲜置汉四郡；南灭百越开疆万里；霍去病、 卫青、 李广利、张骞以及细君解忧等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西域首次与中国联系紧密，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后期攻占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修建外长城居延塞、光禄塞将边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卫青、霍去病的出击使北疆长时间稳定，保护了京师的稳定，北破匈奴收复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使者军队的接连出现使西南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

经济

汉武帝时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整顿财政；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建立均输和平准制度，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采取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当时藉由这些关键变革，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

轻徭薄赋

文景二帝，延续汉代开国以来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削省刑罚与避免征战等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成果，让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统一货币

武帝时代由于长年征讨四方，军需方面消耗庞大，加上个人生活享受，将文景之治所累积的积蓄花得一乾二净。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窘，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制定了一套经济措施，整顿币制，实现货币的统一，使中央政府控制金融要脉。

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改由中央政府铸造，另外发行新的货币，名“五铢钱”。它“重如其文”，以五铢的铜，铸造面值相等的钱，使仿铸者无利可图。之后立五铢钱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垄断造币的原料和技术，从而一扫私人铸币之风。

官营盐铁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分别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业官营的形式，是由在产盐区设置的盐官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发卖。铁业官营的形式，是由在产铁区设置的铁官负责采冶铸造，发卖铁器。

这项制度实施，使国家独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可以供给皇室消费以及钜额军事支出。当时，人民的赋税的负担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并且还有羸馀。不过官营盐铁却给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制农具粗劣不合用等。

均输制度

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负责运输各郡国的贡纳物品；平准制度，就是平抑市场物价，由大司农在就城设立平准官，将各地运到长安的货物，在京师市场上出售，利润上归国。并且“贾则卖之，贱则买之”，平抑市场物价。既保证对京师百姓的供应，又避免商人藉机弁取暴利。

重农抑商

汉武帝时代采取“算缗”和“告缗”打击商人的政策。元狩四年，推行“算缗钱”制度，规定商人、兼营手工业的商人以及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其资产。商人有财产不申报或申报财产而不确实的，处罚他们到边疆戍边一年，另外没收他的财产。元鼎四年，汉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鼓励民间相互告发违反“算缗”法令的行为。规定将所没收违法商人资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发者。“算缗”和“告缗”的推行，政府的收入增加许多，商人受到沉重的打击，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地位。[11]

文化

西汉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赞美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割据地方的分裂势力完全被平定。秦隶终于成为西汉帝国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统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发挥的宽阔舞台，诱使他们充份表现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分低下者受到提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备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况。

学术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以“功臣”为行政主体和以“功臣子弟”为行政主体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以“贤臣”和“能臣”为行政主体的历史转变。而以董仲舒、公孙弘为首的儒学之士纷纷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专制政治体制得以成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基本形成，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不但确立儒学在百家之学的主导地位，更延续两千多年。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聘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结束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从而为中华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教育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著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元帝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曾经兴建校舍“万区”。

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

思想

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大力推行儒学，在长安设太学。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有弊端，就是不利于思想多元化的发展。

科技

众所周知，汉武帝刘彻，以其武功开辟了广大疆域，但武帝对科技的贡献，却是鲜为人知。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武帝时有了长足的发展，很多项目都处于了世界领先地位。

农具改进

根据当时耕种的需要，特别是广为普及的深耕和条播的需要，武帝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专门研制和改进家具，如：锄头、耙、锸、镢等等常用的农具，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并把铸造和制作的先进农具，通过地方各级政府进行推广使用，使先进的农具与农业生产者充分结合，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生产力，为全国范围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率创造了条件。

水利建设

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治理水患，二是兴修水利。汉武帝在位时兴修的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有糟渠、白渠、龙首渠等。武帝亲自指挥，堵塞多年未修复的黄河瓠子决口时，采用草包实土，逐渐增加密实程度的堵塞决口的方法，还在使用。特别是新疆“坎儿井”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提 高了当地的灌溉率。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大大减少了水旱灾害，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提高。

冶金技术

由于铁业由国家经营，资金、运输、人力、物力都有可靠的保证，同时国家还调集许多精通冶金技术的人才，指导各地铁的生产，为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生产规模条件好，反复实验的机会多，技术就更加成熟。据统计，西汉时期铁的产量是战国时期的三至四倍，各项炼铁工艺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四、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加深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之间的交流。在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的频繁往来中，欧洲人开始来到中国。相互学习交流，还引进了大量的诸如大蒜、核桃、芝麻等种植，促进了种植业的发展。另外，武帝对科技事业的支持，力度也是空前。凡有一技之长者，皆为立官，因此也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民族

汉武帝重视汉和边疆各地区间民族关系的发展，当武帝在位时期，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西南夷闭塞的状态有了相对的改变。

匈奴

汉对匈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武帝时，转被动为主动，巩固了汉在全国各民族中的优势地位。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对策。大行令王恢主张“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强调“和亲”。在主战主和双方的争议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勉强从和亲之议。[25]然而，和亲之后，匈奴仍然大肆侵扰。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年），马邑（今山西朔县）聂一献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时机已到，决心抗击匈奴。王恢积极赞成聂一诱匈奴单于入塞聚而歼之的计策。武帝乃命 韩安 国、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等为将军，率领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因匈奴单于发觉而引兵去，落了个空。从此，和亲断绝。是后，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讨匈奴。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期二年（公元前 127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26]。河西战役后，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西南夷

汉武帝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和南越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汉武帝先后派兵平定了这些地区，并设置了郡县。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在平定东南割据政权的同时，汉武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继归汉，于其地设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从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27]

外交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入胡（黄）瓜、胡萝卜、 葡萄、汗血马、核桃、天马等历史意义重大。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后，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及丰富的西域学术知识，同时使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张骞因为出使之功，封为博望侯。也使西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张骞因远行出使的经历，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为“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人口

武帝期间，实际人口自三千六七百万降至三千二百万左右，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十三四。而前述平阳侯国在此期间户数竞减少了44%，原因在于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实际人口下降幅度不同，隐匿虚投程度也不相同。一般说来，越是交通便利、地近京畿、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越大，人口减少越多。武帝意在限制、削减侯国，通过种种手段（如徒陵县、削户等），对侯国的户口增殖产生不利影响，加上侯国的户口一般不可能虚报，所以侯国的户口数减少更多，平阳侯国就属这样的殊例子。

社会

前期

经过文景之治的数十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国家和民间的经济力量有了明显的积聚和提升，国家的钱财与粮食相当充实与饱满，人民普遍过著安居乐业的生活。

西汉开国之后，初期的几位皇帝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用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减轻赋税，又废除几项秦代严厉的法律，例如挟书律、诽谤罪、妖言令等，使得当时的社会较为安定稳固，政治较为廉洁清明，得到了普遍民众的爱戴与拥护。

后期

然而汉武帝多年北伐匈奴、征讨四方，加上武帝本人生活的享受，以及严酷的刑罚与经济政策的推行，产生不少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表现兵连祸结，百姓因此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另外国力的过度浪费，武帝末期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武帝末年的全国人口，比初年减少了400万人。

第二个方面：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在生活上过著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汉武帝曾多次巡游全国，每次巡游都带著众多官员浩浩荡荡出发，他所到之处，皆是大肆铺张、奢侈浪费，都带给当地的官吏与民众沉重的负担，另外在任内推动许多大型土木建设工程，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皆是富丽堂皇、规模非常宏大。

第三个方面：危机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巫蛊之祸爆发后。仅在长安城内，死亡人数就高达数万人，还有不少朝廷百官卷入其中，动乱结束后，朝廷有一半官职的位置空出来。

争议

汉武帝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对匈奴的打击使匈奴再无力与西汉政府相对抗，保证了北方边郡乃至全国的安全。

1、巫蛊之祸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戾太子刘据被迫杀江充而谋反，结果兵败而死，皇后卫子夫因此自杀。事后武帝也极为后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

经济上，汉武帝时代经过多年对外战争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虽然这些措施为政府的带来许多收入，不过却使吏制进一步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并且越演越烈。

军事上，由于山西军人李广、李敢父子与外戚军人卫青、霍去病发生严重派系斗争，而使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到重大的挫败。天汉二年（前99年），以李陵率步兵5000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年），又遣李广利率70000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

2、轮台之诏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为此，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认真反思过去自己施政的所作所为，他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不再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使西汉国势得以避免持续恶化。

评价

汉武盛世，使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这一时期，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不过传统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均认为，汉武帝力行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独尊儒术、设罝五经博士等政策，虽然在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位中期之后，由于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纵享乐、荒诞迷信、残暴多疑、穷兵黩武等种种行为，造成西汉国力、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大幅衰退，当时人民承受这些现象的苦果，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因此他们称所谓的“汉武盛世”，不过在文治学术方面尤为人称道，至于武功方面则通常同情于对人民财货与生命付出过度的损失与牺牲。

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

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地位地位铺平了道路。不过事实上汉武帝时期从来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法为主以儒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而宣儒并不等于弃法，法依然是汉武帝时期的最终裁决手段，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主父偃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漠南无王庭”。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从此西域成为几大文明交汇之地，汉武帝被称为“冠于百王”。

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以武力征伐为主要的汉武盛世，不可能是田园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经是无法避免的手段，民众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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