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出使西域
历史背景
西域位置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
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若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
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两千人。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除生产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畜牧业有驴、马、骆驼。此外,还有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国,虽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国国王以下设有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军队。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贵族势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国设有幢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赋税诸国,取畜给焉”[2],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汉初情况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时,此时,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历经汉初几代皇帝,奉行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已相当充沛。据史书记载,政府方面,是“鄙都庾廪尽满,而府库余财”,甚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在民间,是“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以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与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汉武帝正是凭借这种物力财力,及时地将反击匈奴的侵扰,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威胁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也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汉匈关系
匈奴威胁
西汉建国时,北方即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最初以“獯鬻”、“猃狁”、“俨狁”、“荤粥”、“恭奴”等名称见于典籍,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以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考虑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联合大月氏
天山南麓,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仑,气候特别干燥,仅少数水草地宜于种植,缺少牧场,汉初形成三十六国,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牧畜,有城廓庐舍,故称“城廓诸国”。从其地理分布来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未(今且未县)、于阗(今于田县),至莎车(今莎车县),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为北道诸国。南北道之间,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塔里木沙漠。这些国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种民族,人口总计约三十余万。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设“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往来诸国征收粮食、羊马。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补给线;三十多万各族人民遭受着匈奴贵族的压迫和剥削。
葱岭以西,当时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但在张骞出使之前,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对它们都还没有什么影响。故匈奴成了唯 一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它们或多或少也间接地受制于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秦汉之际,大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天山北路,是天然的优良的牧场,当时已为匈奴所有,属匈奴右部,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西北部伊犁河一带原住着一支“塞人”,后被迁来的月氏人所驱逐。而大月氏后又为乌孙赶走。
汉朝日趋强盛后,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满怀抱负的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生年及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即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建元三年,即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主要过程
首次西行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
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
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在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葱岭后,他们不走来时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为单于,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二年。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还有他的匈奴妻子三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二出西域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士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影响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评价
张骞这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是没有完成。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中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
张骞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轶事典故
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时逢 战乱,国社动荡,人民流离,忧国忧民的诗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这位“凿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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