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下

学术研究

研究概况

《史记》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30]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30]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

主要注家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著作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南朝（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史记正义》（唐张守节）。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15]

宋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16]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

近人陈直之作，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史记》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其他考订

书名

作者

时间

刻本

史记探源八卷

崔适

清宣统二年（1910年）

刻本1

校刊史记集解索引正义札记五卷

张文虎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

金陵书局刻本2

史记正义佚文纂录

李蔚芬

民国

刻本3

史记订补八卷

李笠

民国十三年（1924年）

刻本4

史记琐言（诸史琐言卷一至三）

沈家本

清

沈寄簃先生丛书本5

学古堂日记·史记

雷浚 等编

清光绪

刻本6

史记校二卷

王筠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史记识误三卷

周尚木

民国十七年（1928年）

石印本7

史记考证七卷

杭世骏

民国时期

《道古堂外集》刻本8

史记正讹

王元启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

刻本9

史记校注

佚名

民国

影印本10

史记拾遗

林茂春

清

稿本11

史记注补正

方苞

清

广雅书局刊本12

史表功比说

张锡瑜

清

广雅书局刊本13

景佑本史记校勘记

龙良栋

台湾影印本14

史记毛本正误

丁晏

清

广雅书局刊本

后世影响

史学影响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榜样，仿效这种体裁修史相继而起。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五体结构，在史学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及价值。班固的《汉书》继续沿用这种结构，此后历代史书的叙事基本上延续了这种体例，它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史学最基本的叙事结构之一。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已经说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史记》的五体结构别具特色，但是这五种的体例却互成脉络，联系密切，而且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以历史人物的事迹作为文章的中心，以人物为本位写史的《史记》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创造，在我国古代文学叙事方法上也是一个突破。

在《史记》这部鸿篇巨制中，本纪是全书的中心，而世家与列传又补充和完善了本纪的内容，使本纪与世家和列传之间构成了内在关联，然后再以全部的纪、传与表、志相关联。这样，就构成了纪传体历史叙述方法的系统。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里，附在《春秋》之后。自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后世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西晋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将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文学影响

由于《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之先河，以叙事写人见长，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语言丰富、风格多样，成为叙事文学的典范，这一时期的史传和各种形式的杂传及小说大多学习《史记》的写人方法。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例如元代文学家、散曲家钟嗣成的《录鬼簿》以及此后《录鬼簿续编》等书所辑录的700多种元杂剧目来看，有180多种的人物或故事与《史记》有关，几占四分之一。现保存下来的元杂剧，有152种；而史记戏则有15种，占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例如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认为，《汉书》中关于汉代前期的历史记载，基本上原封不动照搬《史记》，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也沿袭《史记》的体例、范式和记叙。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以及各种叙事文体中蕴涵的人物形象塑造和个性描写，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散文方面，《史记》的叙事和行文方式，以及写人记事的文体厘定了区别于骈文、诗词歌赋的文学样式——散文。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不仅在思想内涵和“发愤著书”的理论等方面继承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开创的叙事文体和散文范式，即使在文学实践层面，也师事《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行文结构、语用风格和“春秋笔法”。

国际影响

中国的传记体文学以《史记》的诞生为标志，该书传到朝鲜半岛后对当地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新罗时期在民间以口碑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的《崔致远传》约在李朝末期被加工润色成汉文小说。

《史记》英语译本各具优势，有相应的读者接受，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作品评价

西汉·刘向、扬雄：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西晋·华峤：迁文直而事核。

西晋·张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唐代·韩愈：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25]

唐代·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25]

十国·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明代·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版本信息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

第一支：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

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元中统二年（1261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作者简介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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