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 上

隋朝

历史

大隋开国

北周宣帝奢侈浮华，沉湎酒色，政治腐败，自称“天元皇帝”，还同时拥有五位皇后，其中就有杨坚长女杨丽华。外戚杨坚乘机将北周重臣外遣，朝政逐渐由他掌握。

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宣帝死后，身为关陇门阀之首的杨坚联合刘昉、郑译矫诏以外戚身份辅政。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改国号为隋，杨坚即隋文帝，定都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北周覆亡。

南下灭陈

隋文帝意图南下消灭南朝陈，采纳高颎的策略，干扰陈的农业生产，破坏陈的军事储积，使陈损失惨重。隋文帝于隋与突厥之战胜利后，开皇七年（587年）十月废除西梁。次年发动灭陈战争，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秦王杨俊、河清公杨素为副帅、高颎为参谋、王韶为司马，兵分八路攻南朝陈。

杨素率水军从巴东顺长江东下，与荆州刘仁恩军联合占领延州（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附近）等上游陈军防御。由公安东援建康之中游陈军也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一带，为下游隋军创造有利条件。下游隋军主力乘陈朝欢度元会（即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行军总管韩擒虎、贺若弼两军钳击建康，与宇文述军包围建康。

开皇九年（589年）二月，隋军攻入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开皇十年（590年）九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

开皇之治

隋文帝倡导节俭，节省了一定政府开支、废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苛捐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分裂的中国，从此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隋朝建立的统一。

政治改革

政治方面，隋文帝统一后，一方面躬行俭朴，一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巩固政权的措施。由于杨坚明白”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之道理，所以由他统治时开始，就提倡生活节俭，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一般士人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隋文帝曾想用胡粉和织成的衣领，居然搜遍宫殿，都找不到。躬行节俭，使人民负担得以减轻，有利于各项措施的推行。任用官员不限门第，唯才是举，通过考试以取士。隋文帝整饬吏治，曾派人巡视河北五十二州，罢免贪官污吏二百余人，裁汰了地方冗员约十分之三。他还宽简刑法，删减前代的酷刑，制定隋律，简要刑律，“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兴建大兴城

原汉长安城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汉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建新长安城。582年一月隋文帝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因为隋文帝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取名大兴城，隔年三月竣工。

大兴城参考北魏洛阳城和北齐邺都南城，城池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里坊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里坊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城址落于龙首原上，北临渭河，南依灞水与浐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岗原起伏。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干之六爻，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根据《易经》，初九高坡代表“潜龙勿用”。九二高坡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大人”代表德位兼备的人，所以建设宫城作为帝王之居。九三高坡代表“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随时警惕居高位而不骄，处下位而不忧，所以兴建皇城让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九五高坡代表“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不欲常人居之。

所以在这条高岗的中轴东西向，对称地建筑东面的大兴善寺（佛教）与西面的玄都观（道教），希望能借用神明镇压九五高坡的帝王之气。由于代表皇宫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所以皇宫只能布置在较低处的北边，然而北边有渭河相倚，也比较适合防御。“六坡”成为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朝廷和寺庙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城市的水道。这样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经济发展

经济方面，沿袭北魏的均田制，颁布均田法，定丁男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则分露四十亩。又减免赋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役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等。此外隋文帝下令重新编订户籍，以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开皇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得五十万，后增至八百七十万。为积谷防饥，隋朝广设仓库，分官仓、义仓。官仓作粮食转运、储积用，义仓则备救济之需。文帝又致力建设，在原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开凿广通渠，自大兴引渭水至潼关，以利关东漕运。

提倡文教

学术文化方面，隋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他鉴于前代长期战乱，官书散佚，所以下诏求天下之书，凡献一书缣一匹。经一、二年，图书大备，整理后凡得三万余卷。为广置人才，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为明全国教化，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下诏制订礼乐，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

巩固边疆

军事方面，鉴于南北朝晚期，突厥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扰北周、北齐。故隋立国后，隋文帝便派兵攻打突厥，后来更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彼此交战不已，隋则得以消除北顾之忧。

正由于上述措施的推行，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多年间，政治较为清明，人口显著增加，府库较为充实，外患较少，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称“开皇之治”，该时期为隋朝的鼎盛时期。[26-29]

皇位交替

隋文帝晚年颇受诸子的困扰。先是软禁三子秦王杨俊；接着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将长子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将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

隋炀帝杨广半身像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意图非礼她，使隋文帝顿悟，拍床大骂：“畜生何足付大事! 独孤误我!”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此消息后将柳述、元岩抓入狱，并让右庶子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并将隋文帝周围的侍从打发走。不久后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大业盛世

参见：三征高句丽、隋唐大运河、驰道

杨广在位前期国力仍然强盛，为了巩固隋朝发展，继位之初的杨广便决定兴建首都大兴城，营建东京洛阳，开凿沟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保护归附外族。这些都提升了位于关中的隋廷对北方地区、关东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掌控力，使隋朝各地的经济、文化与人民能顺利交流，还诞生出经济重镇江都（今扬州）带动中原与南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并对四周展开征讨，扩大了隋朝版图。政治制度上，还改革官制与租调制度，并开始设进士科，最终形成科举制，[45]这些都属创新的典章制度。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杨广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隋唐大运河，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洛阳发现隋朝国家粮仓

迁都洛阳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派杨素、宇文恺等人于洛阳兴建东京（大业五年改为东都）以掌控中原与江南经济，在洛阳周边的洛口、回洛等地兴建国家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由于每月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杨广又注重洛阳的完善奢华，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遂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后，同年下诏迁都洛阳，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

隋炀帝营建的洛阳城，是为洛阳宫城（紫微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都城分郭城、宫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洛阳宫城和皇城偏隅郭城西北部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以里见方的棋盘状里坊布局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杨广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该城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

兴建运河

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关中和中原地区，在平定南朝陈期间，为了运兵南下，开始修建运河。平定陈后，隋廷为了提防之旧有势力及将江南的粮食运送到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又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并且在两岸筑御道，种植柳树护岸。所开的运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濬前代业已干枯的旧沟，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开凿的。最终形成以洛阳为中心，首尾相连的几条运河。

584年，隋文帝为了将关东资源便利的运至关中，引渭水自长安开通到潼关的广通渠，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587年，为了兴兵伐南朝陈，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邗沟兴建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县）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江都（今江苏扬州）。杨广时大规模发展运河，605年开通通济渠（又称汴渠）。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黄河。东段自荥阳汜水镇东北开始，循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黄河经汴水、泗水达淮河，经过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等城市。同年又发十余万人再度修筑山阳渎，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以直达长江。610年，开筑江南运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经吴州（今江苏苏州）至余杭（今浙江杭州）的钱塘江。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至此完成运河南段，杨广还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由于北伐高句丽需要运输庞大物资，608年，发河北地区诸郡民夫百余万人开通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南至黄河，北接卫河直达涿州（今北京），完成运河北段。涿州便成为东征高句丽的人员与物资的集中地。

隋朝大运河-南运河

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的隋唐大运河长达2700余公里，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611年，杨广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直达涿州。普通民船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过一个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洛阳位居运河中心，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货物集散地，成为隋唐经济重心；运河沿岸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隋唐大运河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建成后六百余年时间之内成为沟通南北双方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纽带。南北朝以来南北横析的地形。至此打破，它们对统一基础的奠定，无疑有帮助。隋以后，它们更成为唐帝国的经济命脉。

大运河将中国众多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贯通南北的运输网络；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这使得中华文明加速成为有机体的整体东方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 ，又以通济渠，永济渠，邗沟，江南河为四个组成部分，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加强了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隋朝时洛阳由于水路畅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加之隋炀帝调迁全国大量商贾和百姓入住洛阳城，洛阳人口达到五十万以上。

然而，由于杨广急促兴建大运河，消耗大量人力财力，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而且他的目的不是利国利民的思想，所以功不抵罪。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沿途之上，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

开凿驰道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巡视北方时，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

修筑长城

隋文帝时期，在朔方、灵武等地修筑长城。大业四年（608年），杨广出巡榆林动员壮丁百余万人，于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山西一带）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

外国来朝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西巡，到达焉支山后召开了一场“万国博览会”，会上吐屯设向炀帝献地数千里，明帝大悦，以之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大兴屯田。此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资治通鉴》评价：“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意图非礼她，使隋文帝顿悟，拍床大骂：“畜生何足付大事! 独孤误我!”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此消息后将柳述、元岩抓入狱，并让右庶子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并将隋文帝周围的侍从打发走。不久后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大业盛世

杨广在位前期国力仍然强盛，为了巩固隋朝发展，继位之初的杨广便决定兴建首都大兴城，营建东京洛阳，开凿沟通中国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保护归附外族。这些都提升了位于关中的隋廷对北方地区、关东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掌控力，使隋朝各地的经济、文化与人民能顺利交流，还诞生出经济重镇江都（今扬州）带动中原与南北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并对四周展开征讨，扩大了隋朝版图。政治制度上，还改革官制与租调制度，并开始设进士科，最终形成科举制，这些都属创新的典章制度。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杨广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隋唐大运河，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迁都洛阳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派杨素、宇文恺等人于洛阳兴建东京（大业五年改为东都）以掌控中原与江南经济，在洛阳周边的洛口、回洛等地兴建国家粮仓以备荒年时所使用，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由于每月要役使民丁两百万人，杨广又注重洛阳的完善奢华，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遂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洛阳宫城（紫微城）建成后，同年下诏迁都洛阳，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

隋炀帝营建的洛阳城，是为洛阳宫城（紫微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都城分郭城、宫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洛阳宫城和皇城偏隅郭城西北部的独特布局，整齐划一、以里见方的棋盘状里坊布局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杨广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该城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

兴建运河

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关中和中原地区，在平定南朝陈期间，为了运兵南下，开始修建运河。平定陈后，隋廷为了提防之旧有势力及将江南的粮食运送到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又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并且在两岸筑御道，种植柳树护岸。所开的运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濬前代业已干枯的旧沟，只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开凿的。最终形成以洛阳为中心，首尾相连的几条运河。

584年，隋文帝为了将关东资源便利的运至关中，引渭水自长安开通到潼关的广通渠，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587年，为了兴兵伐南朝陈，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邗沟兴建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县）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江都（今江苏扬州）。杨广时大规模发展运河，605年开通通济渠（又称汴渠）。西段自今洛阳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黄河。东段自荥阳汜水镇东北开始，循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黄河经汴水、泗水达淮河，经过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等城市。同年又发十余万人再度修筑山阳渎，整治取直，中间不再绕道射阳湖以直达长江。610年，开筑江南运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经吴州（今江苏苏州）至余杭（今浙江杭州）的钱塘江。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至此完成运河南段，杨广还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由于北伐高句丽需要运输庞大物资，608年，发河北地区诸郡民夫百余万人开通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南至黄河，北接卫河直达涿州（今北京），完成运河北段。涿州便成为东征高句丽的人员与物资的集中地。

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的隋唐大运河长达2700余公里，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611年，杨广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直达涿州。普通民船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过一个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洛阳位居运河中心，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货物集散地，成为隋唐经济重心；运河沿岸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隋唐大运河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建成后六百余年时间之内成为沟通南北双方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纽带。南北朝以来南北横析的地形。至此打破，它们对统一基础的奠定，无疑有帮助。隋以后，它们更成为唐帝国的经济命脉。

大运河将中国众多水系连接起来，形成贯通南北的运输网络；带动沿岸城市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这使得中华文明加速成为有机体的整体东方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 ，又以通济渠，永济渠，邗沟，江南河为四个组成部分，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加强了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隋朝时洛阳由于水路畅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加之隋炀帝调迁全国大量商贾和百姓入住洛阳城，洛阳人口达到五十万以上。

然而，由于杨广急促兴建大运河，消耗大量人力财力，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而且他的目的不是利国利民的思想，所以功不抵罪。[148]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带后宫、诸王、卫队等大量人群沿运河巡视南方，沿途之上，花费许多资金，征调许多人民。

开凿驰道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巡视北方时，征调北方人民经太行山开凿驰道达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并向附属的突厥启民可汗要求突厥民众协助开凿驰道。

修筑长城

隋文帝时期，在朔方、灵武等地修筑长城。大业四年（608年），杨广出巡榆林动员壮丁百余万人，于榆林至紫河（今内蒙古、山西一带）开筑长城以保护突厥启民可汗。

外国来朝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西巡，到达焉支山后召开了一场“万国博览会”，[42]会上吐屯设向炀帝献地数千里，明帝大悦，以之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大兴屯田。此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资治通鉴》评价：“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盛世危机

然而由于杨广过于急功好利，这些举措相反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破坏。在东方，杨广于大业八年（612年）到大业十年（614年）三征高句丽，更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但与此同时，隋朝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反抗已经不可避免了。杨广多次发动战争劳民耗财，最终引起隋末危机。

大业七年（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漂没四十余郡，王薄率众于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县）发动叛变，抵制杨广三征高句丽，唱出著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当时民变范围大多集中在山东地区，不久被隋军镇压。大业九年（613年），刘元进据吴郡，自称天子，向海明也在扶风称帝，但他们没坚持多久，同年就被剿灭。直到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举兵起义，达官子弟踊跃参加，带动全国各地纷纷发动叛变，隋朝统治集团也开始分裂。

河南有翟让、李密的瓦岗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在李密建议下，攻破要塞金堤关（今河南省荥阳市），打下荥阳诸县。义宁元年（617年），瓦岗军又攻破距都城洛阳的粮库兴洛仓。由于李密擅长作战，翟让让位给他。李密自封魏公，国号魏，以洛阳洛口为根据地。随后占领回洛仓，直逼都城洛阳城下，然而内部猜忌使得李密杀翟让等人，最后投降越王杨侗。

河北有窦建德的起义军，大业十二年（616年），窦建德领导河北叛军转战河北各地，占据河北冀州部分地区，两年后自封夏王。与此同时高昙晟、高开道也在河北的怀戎、渔阳割据。

江淮地区以杜伏威、辅公祏较强。大业九年（613年），两人在齐郡（今属山东省）举兵叛乱，随后南下江南。义宁元年（617年），占领高邮，切断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与北方的联系。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

走向覆亡

隋朝在此局势下迅速土崩瓦解。早在616年，杨广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自己率众前往江都。他下令筑丹阳宫，计划迁都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跟随他的大臣卫士多是关中和中原人，不愿意长居江南，加上江都粮尽，人人都想逃回中原。义宁二年（618年）4月11日，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兵变，杀杨广，拥立杨广侄子杨浩为帝。不久宇文化及又杀杨浩自行称帝，国号许。隔年被唐将李神通与夏王窦建德联合剿灭。义宁元年（617年）5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杨广第三个孙子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李渊自任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6月12日，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6月18日，李渊正式称帝，国号唐，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洛阳都城留守“七贵”在得知杨广死讯后于6月22日拥立隋炀帝次孙越王杨侗为帝，改元皇泰，即隋末帝，次年（619年）5月23日，王世充废黜杨侗，两个月后弑之，隋朝亡。唐并之崛起。

疆域

隋灭陈后，疆域东起辽河、北抵大漠、西至敦煌、南据交趾，大业元年（605年）又吞并林邑，国土面积达427万平方公里，不久林邑复国，大业五年（609年）时隋朝一度吞并吐谷浑、伊吾，疆域达到极盛，国土面积达到467万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

隋朝行政区划有两次重大变化。隋代地方上分为州、郡、县三级，隋文帝基本统一天下后，鉴于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已经混乱不堪，废除天下郡置，改为州县二级制，以州直接统县，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隋炀帝继位后，不久将所有的州改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全国190个郡，1255个县。

隋朝州的长官每年年底都要进京述职，称为朝集使。朝廷则派司隶台官员或别使巡查省地方。

江都（扬州）、余杭（杭州）、巴陵（岳阳）、新安（歙县）、彭城（徐州）大致位置，并不完全重合，仅作参考。

行政区划

地区

城市

古雍州地

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上郡、雕阴、延安、弘化、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天水、陇西、金城、抱罕、浇河、西平、武威、张掖、敦煌、鄯善、且末、西海、河源

古豫州地

河南（洛阳）、荥阳、梁郡（商丘）、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上洛、弘农、浙阳、南阳、清阳、淮安

古梁州地

汉川、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普安、金山、新城、巴西、遂宁、涪陵、巴郡、巴东、蜀郡、临邛、眉山、降山、资阳、牂牁、黔安

古兖州地

东郡、东平、济北、武阳、渤海

古冀州地

信都、清河、魏郡、汲郡、河内、长平、上党、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太原、襄国、武安、赵郡、恒山、博陵、河间、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

古徐州地

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

古青州地

齐郡、北海、东莱、高密、文登

古荆州地

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武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澧阳、巴陵、长沙、衡山、桂阳、零陵、熙平

古扬州地

江都、钟离、淮南、弋阳、蕲春、庐江、同安、历阳、丹阳、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新安、东阳，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临川、庐陵、南康、宜春、豫章、南海、龙川、义安、高凉、信安、永熙、苍梧、始安、永平、郁林、合浦、珠崖、宁越、交趾、九真、日南、比景、海阴、林邑

政治

中央

隋文帝即位后，废除北周附会《周礼》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职官制度：“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监，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府。”以强化中央集权和恢复汉族王朝官制的传统。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只是荣誉。隋代尚书省的地位很高，《隋书·百官志》说“尚书省，事无不总”，反映了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权力。

杨广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了中央集权，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最终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

科举

南北朝时期为了选拔有用人才已萌生出“举明经”等科举制度，但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仍然继续实施。

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大业二年（6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仍有一段距离。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亦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法律

北周律法有时松，有时严，不好掌握，导致刑罚混乱。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元年（581）命高颎等人参考北齐、北周等旧律，制定法律。开皇三年（583年），又让苏威等人加以修订，完成了《开皇律》。《开皇律》以北齐《河清律》为底本、参考北周和南朝梁的律典，简化律文，博取南北法律优点而成。史称“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规定对十恶者要严惩不贷。《开皇律》分十二卷，500条，刑罚分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二十等。废除了鞭刑、枭首、裂刑等酷刑，是唐代及其以后各代法典的基础。

军事

军事制度方面，隋朝分置诸卫，统率军府宿卫的制度源自西魏北周时的十二大将军制，设置司卫、司武官，统率府兵宿卫宫禁；又有武侯府统率府兵巡警京城，各置上大夫。隋初沿北周之制，隋文帝设置中央管理机关为十二卫，此即十六卫的前身。十二卫分为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候卫和左右御卫。十二卫负责戍卫与征战，戍卫分为内卫与外卫。有战事时，皇帝诏命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为战时指挥官，组成作战组织。例如隋灭陈之战因为战区较大，行军元帅有杨广、杨俊及杨素，由杨广统一调度。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将十二卫扩充成卫统府的制度，这是为了扩张军事力量、加强中央侍卫力量以及分散诸将权力。卫统府有十二卫四府，合称十六卫或十六府。新成立的四府分别为：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十二卫负责统领府兵与宿卫京城；四府不统府兵，左右备身府负责侍卫皇帝；左右监门府分掌宫殿门禁。十二卫率领外军，属于左右翊卫的骁骑卫军、左右骁卫的豹骑军、左右武卫的熊渠军、左右屯卫的羽林军、左右御卫的射声军和属左右候卫的佽飞军。左右翊卫兼领内军。内军指左右翊卫的亲、勋、翊三卫统辖的五军府和另属东宫的三卫三府之兵，均由达官子弟担任。隋文帝对府兵制也有所改革。将北周官职品级制度和文臣武将都纳入同一个等级系统内。590年颁布关于将军户编入民户的命令，军人除了自己本身军籍，还可以同家属列入当地户籍，按均田制授田，免除租庸调，并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它任务。这个命令减轻中央朝廷经济负担，并且使军人能够和家属同住，也扩大朝廷兵源，堪称兵农合一。

军事区域

隋文帝将全国各地区划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平时备边防患，战时奉命出征。总管下设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另外尚有四大总管：晋王杨广镇并州、秦王杨俊镇扬州、蜀王杨秀镇益州、韦世康镇荆州。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驻守天下诸州以抵御外患。并且以北部边疆地区为重点，镇守要害。军区共有：北及西北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国；东北七府，防御突厥汗国和契丹；中西部八府，拱卫畿辅，扼守江源；东南九府，守南方形胜险固之地；另有防御吐谷浑的叠州，镇爨族之南宁；之后又增加遂、泸二府以防备当时的西南各部落。后来唐朝也继承这种做法，并且发展成“道”的军区或监察。

经济

农业

参见：租庸调制、均田制

领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设置粮仓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唐朝初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 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出土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手工业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江南为手工业发达地区。隋朝瓷器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纺织业

隋朝仓储布帛动辄数千万匹，说明当时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何北、山东历来是纺织业中心。北齐曾在定州（河北定县）设置绸绫局。相州的丝织品“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纹布，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命焚之于朝堂，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细绫。而青州（山东青州）自古就有“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之称。隋代四川的织锦业，仍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麻布的纺织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瓷器业

隋代青瓷的烧造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选料比较精细，捏练技术有所改进，使瓷土得到较好溶解，胶体物质增加，胎体较薄，烧造过程中变形和损坏率有所降低。安阳出土的开皇十四年（594年）张盛墓和仁寿三年（603年）卜仁慕中，有许多生活用具、俑群和明器等，是用青瓷烧造的，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发展水平。白瓷的烧造技术在隋代也有突出的进步。隋代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提炼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铁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在西安出土的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大业六年姬威墓以及张盛墓中就有近百件白釉瓷器，这批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

造船业

杨素所督造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高50尺，可以拍击敌船。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船，种类很多，有龙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其中尤以龙舟制作最精，高 45 尺，阔 50 尺，长 200 尺；船身分为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 120 个房间。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刻奇丽”，可见制作技术是很高的。

商业

货币

隋朝统一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隋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除此之外，杨坚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

城镇

商业的繁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全国市场扩大，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东西两京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为是国都所在，所以城内“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东都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纷纷要求入丰都市交易，得到炀帝的允许，于是“先命整饰店肆……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这一记载反映了在商业繁荣背后的虚伪和社会的不公平。

此外，四川的蜀郡，江南的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以及南海、豫章、荆州、蔡州、岐州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

外贸

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有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而西北陆上贸易尤其发达。为了发展西北陆上的商业贸易，隋炀帝派裴矩驻于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人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当时以敦煌为总出发点的西北陆上交通贸易通道有三条：一是“北道”，在天山北路，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到拂菻（叙利亚）；二是“中道”，即天山南路北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过葱岭，又经鏖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到达波斯；三是“南道”即天山南路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越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到达北婆罗门（印度北部）。其中北道和中道到达拂菻、波斯等西亚、欧洲各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主要是与南洋诸国以及日本、朝鲜半岛的贸易往来。南海是海上贸易的重要城市，这里“多犀象、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不仅是进出南海诸国的最大口岸，也是通往西亚、欧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

人口

隋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北齐隆化元年（577年）

①3302528

②3032528

①20006886

②20006880

①号数据出自《周书·卷六》

②号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

南陈太建九年（577年）

①50万

②60万

①200万

②240万

①号数据出自《北史·卷十一》

②号数据出自《隋书·卷二十九》

根据学者考证实际人口达1500万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

①3599604

②1599604[69]

9009604

①号数据出自《通典·食货七》

注：统计范围仅包括北周旧地，学者考虑未纳入统计的人口而认为实际约为1250多万人。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灭齐后

4622528

29016484

数据出自《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学者路遇、腾泽之认为灭齐后实际人口约为3250万。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前

650万

33579000

户数出自《隋书·卷四十二》

口数出自王育民版《中国人口史》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后

710万

36678600

数据出自王育民版《中国人口史》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

870万

44944200

户数出自《唐会要·卷八十四》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

①8907546

②9070404

①46019956

②46854540

此为官方统计的户口峰值，因学者考虑到依附于门阀士族的浮客、部曲、奴婢、客女以及官户、匠户、乐户、佃农等大量未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故学者认为实际人口略高于官方统计数据，隋朝人口峰值应约为5032万。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

200余万

1500余万

户数出自《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六》

口数出自路遇、腾泽之的《中国人口通史》

注：本表数据参考《周书》、《北史》、《隋书》、《通典》、《唐会要》以及各版《中国人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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