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

历史背景

变法风潮

春秋战国时期，是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产生。

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

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

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

变法准备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

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

变法经过

酝酿变法

舌战群儒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

于是，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

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立木为信

商鞅变法的法令虽然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

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随即便出示布告：

“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

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

商鞅又出示布告说：

“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两金（古时的“金”实际为黄铜）。”

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两黄金（黄铜）

施展变法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

其主要内容有：

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变法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

（一）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9]，[10]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11]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

第一次变法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变法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

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即公元前349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乡关庄和御宝屯一带）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

其主要内容有：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2]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变法结果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

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

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

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变法影响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2][3]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人物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得以贯彻执行。

由于这一系列的变法，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在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

历史评价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进步之处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

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

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局限之处

但是，在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

“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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