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背景介绍

甘地简介

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袖。生于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一个土邦大臣家庭。从小受印度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思想影响。1888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在孟买以律师为业。

1893—1914年在南非任一穆斯林商社法律顾问，目睹印度人的悲惨生活和遭受的种族歧视。1906年起领导印度侨民开展被称作“萨蒂亚格拉哈”（掌握真理）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反对英、荷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政策，逐渐形成“非暴力抵抗”的政治主张，并获得一定的成功。1915年回国后继续开展非暴力抵抗斗争。

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格普尔年会通过甘地拟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方案”，从此，“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性策略，甘地成为国大党最有权威的精神领袖。

他发动和领导了1920—1922年和1930—1934年全国范围的轰轰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长期为印度民族独立奋斗，曾十多次绝食，三次被捕入狱。在反英不合作运动中身体力行，为抵制洋布亲自手摇纺车织布。为反对英国食盐专卖权，和群众一起自煮食盐。提倡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团结，实行社会改良和妇女、贱民的地位平等，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因阶级局限性，反对暴力革命，对超出“非暴力”范围的群众斗争采取敌视谴责的态度，以至与英殖民当局妥协。但他发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极广泛的群众性，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为印度独立奠定了基础。由于甘地为印度独立做出杰出贡献，被印度人民尊为“圣雄”和国父。

在印度这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英国殖民地，甘地作为有色人种先后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歧视与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难，驱使他走上了领导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正是在印度这块充满种族歧视的土地上，甘地对他曾经倾慕过的西方文明产生了否定，培养和锻炼了自己从事公众工作的能力，掌握了做一个成功律师的秘诀，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观、人生观、社会政治观。他在印度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为印度人争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权利，他从中也试验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

国大党

国大党，全称印度国民大会党。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1885年，由退休的英国印度文官阿伦·奥克塔维安·休谟创立。最初成立的20年间，它只要求在英国统治机构中让印度享有较大的代表权。

1906年，它提出印度自主、抵制洋货、提倡本国工业和民族教育的斗争目标。1914年，甘地回到印度并很快成为印度国大党的领袖。1920年起，在甘地的领导下，对英国殖民者展开非暴力抵抗运动，曾多次遭到迫害。从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该党一直是执政党。国大党分为两派，但都代表印度大地主及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

经过

第一次运动

甘地在叙述般遮布地方所发生的惨案和哈利发运动发生的起因之后，又接着说：“我对于这个一错再错，以袒护它的罪恶的政府，断不能再有什么尊敬和爱护？政府一定要有悔过的日子。因此，我起来提倡不合作运动，这运动是那一般要与政府断绝关系的人要实行的。而倘若没有暴动发生，则它将使政府收回它的成命并痛悔它的错误｡”

末了，甘地又添上了几句“盼望总督能秉公决断“的话，并说他要召集几位民众公认的领袖，来开一个会议，共同商量｡

甘地的动作立刻便有影响。很多文官都跟着他辞了职位，学生也离了学校，官府和学校都是人去楼空。全印度国会于9月在加尔各答开特别会议，以大多数的票数表决，赞许甘地的主张。甘地和他的友人毛拉拿沙科特阿里同游全国，在各处都受到极热烈的欢迎｡

1922年2月5日，联合省（今北方邦）戈勒克布尔县乔里乔拉村农民2000人将22名警察连同警察局一起，付之一炬。运动超出非暴力斗争范围，甘地闻后急忙制止。2月12日，国大党通过巴多利决议，谴责群众“越轨”行为，决定无限期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3月10日，甘地入狱，运动遭到残酷镇压。

第二次运动

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波及印度。国大党决定开展由甘地倡议的群众性的文明不服从运动。

1929年国大党拉合尔年会上，提出印度独立要求，授权甘地领导运动。

1930年1月，甘地又提出十一点要求，遭总督拒绝后，甘地选定以破坏食盐专营法作为运动的开端。3月12日，他率领78名信徒，从阿默达巴德出发，前往西海岸，徒步426 千米，沿途成群农民随行，4月5日，抵达丹迪海滨，亲自动手煮盐，持续3周。史称食盐进军。当局闻讯后，大肆镇压。5月4日，甘地被捕，全国抵制斗争发展成革命形势。4～6月，在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普尔相继发生反英起义，结果近3万人被捕。

1931年3月5日签订甘地-欧文协定（又称德里协定），双方妥协，国大党同意停止运动。

第三次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印度总督V.A.J.林利思戈勋爵擅自宣布印度参战，激起印度各界不满，7省国大党政府先后辞职，以示抗议。

1940年10月13日，甘地提出开展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的建议。他先后指定自己门生A.V.巴韦以及J.尼赫鲁等人，以个人身份公开发表反战演说，悉遭逮捕。11月《哈里詹》周刊被查封，被捕者近3万人，斗争再次受挫。

第四次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火逼近印度，印度人民要求独立呼声甚高。为打破政治僵局，巩固统治，英国于1942年3月派遣R.S.克里普斯访印，提出宣言草案，但没有满足国大党在战时建立国民政府和印度国人掌管国防的要求，而被拒绝。国大党于8月8日通过甘地提出的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9日清晨，英国殖民当局突然将甘地和国大党各级领导人全部逮捕。入狱者逾6万人，国大党遭禁。

1944年5月6日，甘地因病获释。24日，甘地宣布退出印度决议作废。退出印度运动结束。

评价

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是很复杂的。其政治哲学是宗教泛爱观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真理观相结合；其政治思想是争取印度自治、独立，进而建立以村社为基础的分治联合体；以经济正义和经济平等为支柱的农村经济思想，以及奠基于“不占有”和“财产委托制”的经济自主思想；发扬民族文化、重视民族教育、致力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以及和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小生产劳动者互助互爱的平等社会思想。

意义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增强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反映了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促进了印度人民的团结，为印度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同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民族运动局限于非暴力的框架内，影响了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这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甘地把非暴力抵抗看成是实现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认为这是勇敢者的武器。他在一篇题为“武力政策”的文章中说过：“我并不是因为印度衰弱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而正是因为认识了印度的力量我才号召印度实行非暴力主义”。

特点

在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准确、全面理解，有助于提高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历史的能力。我们可以从斗争性、策略性和软弱性三个方面来理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策略性现实性

首先表现在斗争的手段是“非暴力”，面对强大的敌人，甘地提出的惟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用甘地的话说，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认识神的手段，甘地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这种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学说看起来令人费解，但它却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和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国家，“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把宗教的神与现实中的理想揉和在一起，用人民大众熟悉、了解的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团结起来。

这无疑是印度资产阶级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吸引群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武器。同时因为它提倡非暴力，不仅适应了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被剥夺了武装的权利，一直受宗教成见麻痹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被披着议会民主制外衣、富于统治经验的殖民者接受；不仅能发动群众，又能始终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很适合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代条件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既希望利用群众的反帝斗争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又要防止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虽历遭挫折，却历久不绝，并最终迫使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应该说，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表现在斗争提出的目标上，首先是“自治”，在以后的“非暴力”运动中逐渐提出“独立”；所谓“自治”就是在隶属于英国统治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行使一些权力。这不能简单理解为它的妥协性。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了半个多世纪，殖民机构基本稳定。而且印度是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中枢，殖民统治力量相当强大，要一下子实现“独立”是不现实的，更容易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反对。而“自治”比较现实，相对而言，它比较温和，容易被英国接受。而随着英国自身力量的衰弱、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在第二、第三次“非暴力”运动中逐渐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这种由“自治”到“独立”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软弱性妥协性

当然，甘地把非暴力作为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则，明显地具有种种弊病和缺陷，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绝对的非暴力不可能实现；贬斥一切暴力，给群众运动制定清规戒律，不准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如果只要发生暴力就停止运动，必然挫伤士气，丧失革命时机，延长革命过程；群众性自苦和自我牺牲，总有时间和环境的局限性；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下，徒手的抵抗只能做无谓的牺牲；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群众的蒙昧落后意识，不利于群众的真正觉醒；非暴力正是这次运动的伟大之处，也是20世纪以后全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最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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