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李凤写的李碧华,艾军荣写的曲丽敏,徐金刚写的艾青,郝舒佳写的海子以及安宝容写的亦舒的故事,周梅也不甘落后,她想写听嫁到曲阜那个姐姐说的抗癌女博士的故事。
“老班长你帮帮忙,听说郝舒佳的文章也是孔强伟帮她写的。”
“人家是两口子,二合一也说得过去呀,好,咱俩来个弱弱联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零年元旦,复旦大学讲师于娟,被确诊为晚期乳腺癌。与病魔作斗争、被媒体冠以“抗癌女博士”的她,在病中所写的数十篇《癌症日记》,感动无数人。
“如果我走了,把骨灰带回山东老家,在那片我想搞能源林的山坡地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我喜欢那里的虫鸣鸟叫和清溪绿树…”
一年后的初夏于娟去世,妈妈的名字由苏萍改为舒平。
女儿去世,舒平曾经也不打算活下去,但女儿的话让她挺住了。她回忆说:“娟子生前可能看出来了,和我说,妈妈你要带孩子,还要去种树。我知道,她是担心我,才给我留下这两个任务。”
那年秋天,五十多岁的舒平,带着卖房为女儿治病剩下的钱,只身一人到了曲阜九仙山下的龙尾村。她要在那荒芜的山间建设一片森林,实现对女儿的承诺,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种树生涯。
“她走后,我一门心思地种树,慢慢地发现草木皆有灵性,种树已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后来,很多朋友和义工让舒平给这片山林取一个名字,她便提起当初和于娟的约定:“挪威森林”。
为完成女儿遗愿,舒平背起行囊,租住民房定居下来,用爱与回忆作为支撑,用锄头与布袋作为信念。
一天上午,我们到曲阜石门山镇丁庄村时,舒平正手握锄头在田间刨土,这是她每天劳作开始的“第一站”。“这儿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每天出门我都要过来看看,它的名字叫作‘母亲林’,对我来说也算是个念想吧。”舒平感慨地说道。
于娟上初中时,舒平带着她坐三轮车外出,看到三轮车师傅衣着破烂,她劝说妈妈一起从车子上下来,跟着三轮车步行。回到家后,她向外公请教,怎么才能帮农民致富,外公告诉她农民致富一是养猪,二是种树。种树致富的想法在她心里有了萌芽,并且一直伴随着她读大学、读硕士、读博士。
于娟在挪威留学时,舒平去看她,母女俩在奥斯陆湖边散步时,为湖边幽静的森林而心醉。女儿问:“挪威的森林怎样?”母亲说:“美。”“那我们把挪威的森林搬回家吧!”“好。”
妈妈不知道算不算最辛苦,但却是最最心苦,她不能守着我,哪怕再担心再揪心再痛心。
依然要在山东,做她那摊事儿和我未实现的能源林公益。
她知道我最需要的是家庭生活的有条不紊,以及心愿未成之事有人承。
她是我的亲妈,我知道她在为我做什么,正如她知道我懂得她为我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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