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梅
母亲终于下定决心,把家里别无用途的旧书都卖掉。
她是很念旧,一张老照片,一件旧衣裳,都能勾起她的记忆。家里读书的人,燕子一样,一只接一只地飞走了,留下两位守着巢的老人。但书,依旧多。我们读过的课本,小学到大学的,母亲都觉得重要;儿时看过的连环画,还有一些陈年的杂志,也一本不少地收藏进书箱。母亲守着这些书,打发着接踵而来的琐碎时光。
收废品的纳闷,“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多书?”这句话又足以让母亲骄傲半天,“两个大学生读了十几年的书,能不多吗?”如今,村中能一下拾掇出这么多书的,恐怕只有母亲一人了。不知道从何时,读书突然不时尚了,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赚钱,家长也乐意多了一个挣钱的帮手。村里的书香味越来越淡。
大哥挑了几本封面完整的连环画收藏,还放在在太阳下晾晒消毒,我觉得他是在晒童年。说也奇怪,搁了三四十年无用的东西,打算变卖时,突然样样又值钱起来了。
我也不舍,挑来挑去,找出几本《***选集》。因为厚实,当年母亲拿来夹鞋样的。还有一两片旧鞋样,遗落其中。扬一扬纸鞋样,问母亲:“要不要了?”母亲比我更迷惘,反问我,“眼睛都花了,还要它做什么?你们现在哪个还愿意穿我做的布鞋?”我无语,它们曾要是做榜样的,母亲对照着它们,把糊的葛布剪成鞋底、鞋帮的形状,再一针一线地缝起来。我儿时的催眠曲,就是母亲捺鞋底时抽线的“嗡嗡”声。母亲的年轻时光,都托付给它们了。
收废品的手脚麻利,母亲眼也疾,她拣出几本土黄色的小册子,那是父亲上班时的工作记录。母亲把它们整理好,掸去封面上的灰尘。我觉得有趣,父亲退休这么多年了,工作手册还有用吗?随手拈起一本翻看,父亲的字很大,很有个性,不是中规中矩地写在横线上,而是以线为行,且微微右斜。
“难怪当时有人要把你打成右派,一看你的字,就知道你有右派倾向。”我指着工作手册上的字,想逗父亲开心,他正埋头磨菜刀。
早晨杀鸡,菜刀在鸡脖子上荡了几个回合,也没有抹破鸡脖子。鸡没杀死,父亲却跟自己生了很大的气。哆哝着,刀不中用,人也不中用。母亲悄悄地数落他:就是不服老。他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磨着刀,好像跟磨刀石又较上了劲。
书被收废品的装进几只大蛇皮袋,扔进三轮车拖走了。心中怜惜骤生,如同送别出嫁女儿。书卖掉,就会被打成原形,化作纸浆,不知它会投胎哪一本书中?我会不会再找到它?
母亲喜欢在夏天晒霉。我也总能有意外收获,从母亲的箱底抄一些“往事”。
两张薄纸,奖状大小的,是父亲和母亲的结婚证。被母亲端端正正地压在箱底,纸色泛黄,证书上的印制的红花,灿若新彩。这两张纸上,记录着父亲、母亲携手走过的五十年风风雨雨。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经过这两张纸的认可,走到一起。历经岁月的磨洗,宛如两株老树,盘根错依,理不清根为谁生?
突然也想留点纸质的东西,一张写了备注的黑白照片,一封满纸情长的平信,或者是一本签了名的赠书,若干年后,思念不会成奢望。
岁月流转,这些纸上的旧时光,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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