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苏绣的发源地,也是丝绸的盛产地,刺绣、缂丝、织造等无不精美绝伦。因此从元代至正年间起,朝廷便在苏州建立织造局,将苏州作为织绣宫廷服饰的基地。之后,虽然朝代变更,但苏州织造局的地位和作用却始终受到历代皇朝的重视,从明代到清代无一例外。清顺治三年(1646年),朝廷在苏州复建总织造局。
旗袍做为民族服饰,它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中期的明立领中衣褙子,高立领款式到了明朝后期,在中原和 江南更加广泛流行,这是程朱理学思想禁锢在妇女服饰上的体现(妇女脖颈要用立领加以遮掩)。明末高领盘扣式样已经基本形成了旗袍的雏形。满族入关后,在“男从女不从”的服制规定下,汉族妇女得以沿袭使用明式立领袄和褙子等所谓“汉装”。(这一问题可以从明朝和清朝流传下来的皇宫画像中得到佐证,明朝的皇后已经穿高领系扣的中衣,而清朝皇帝皇后仍然穿类似唐朝男装中的无领圆口衣。),尤其昆曲青衣花旦戏服更是沿用以前的立领制式。清朝中期,明式立领(方领,二枚金属扣)进一步演化,方领变成了弧形领,更融入了许多满族服饰要素(滚边-大宽边,蜈蚣盘),在民国时期,中华立领成为中山服和旗袍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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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
最初,这种旗袍不分男女老少,同一款式,只按季节分为单、夹、皮三种。其款式为:右衽大襟,直身式,圆领,下摆有直筒,左右开叉及四面开叉,镶石青色领袖边,长袖接马蹄形袖端。这种款式,是为满足满族人骑射生活需要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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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于 顺治二年(1645年)下达剃发易服政令,逼迫汉人剃发留辫,改穿满旗服饰。但是,由于汉文化的影响,也由于满人骑射生活方式的改变,旗袍的款式和用料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妇女的旗袍变化尤为显著,马蹄袖被改去,袖口渐渐由窄变宽至8寸至1尺;领口、衣襟及袖端边缘等处都镶绣着花纹,甚至旗袍满身都绣有当时流行的花卉和吉祥图案,做工越来越细,旗袍也越来越俏丽。于是苏绣旗袍也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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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次年,又在前明朝织造局的旧址上增建机房、染作、绣作等房屋89间,称织造北府,苏州人俗称“北局”。(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织造府专门为朝廷制作上至皇太后,下至文武各级官员的服饰,并由朝廷派京官督造,所耗经费非常惊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仅丝织、刺绣工料两项支出白银就达八万余两。运用苏绣技艺制作的旗袍格外光彩照人。根据1966年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十家子村考古发现,清康熙皇帝第三个女儿荣宪公主墓内随葬品中有三件袍服。(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其中一件是吉服龙袍,二件是常服苏绣旗袍。这二件绣满精美图案的旗袍虽然陪葬二、三百年,却依然光彩熠熠,亮丽如新。其款式与现代的旗袍差别很大;除了右衽用的纽扣相同外,其款式象是上狭下宽的连衫裙。旗袍刺绣图案内容十分丰富。其中1件的前身及两袖头绣花瓶、鸟、壶、宝鼎等;胸前绣宝鼎、烟壶、果盘,间有螃蟹;下缘绣爵、鼎、如意、宝剑等。后身下缘绣狮子、如意、鼎、书画等,一轴画上绣花卉,并用黑色丝线绣“夏日画”三字,另一轴画上则绣着“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诗句,并绣有书画收藏戳记三枚。另一件旗袍款通身绣的是蝴蝶;五彩缤纷的蝴蝶竞相飞舞,其间以花卉、彩云点缀,下缘绣山水,山水间又绣有吉祥宝物。胸前及背后各有两只大蝶相向飞舞,形成直径26厘米的圆形图案。(王维堤著《衣冠古国》)这两件旗袍充分显示了荣宪公主的尊贵气派,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康熙女儿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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