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普通八年(527年),寺建成,当年舍身于同泰寺,并改年号为大通元年。寺在宫后,北掖门外路西,寺南与台城隔,抵广莫门内路西,宫开一后门,与寺之南门相对,名大通门,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名,帝晨夕入寺,多出入此门。寺中造大佛阁七层、宝塔九层、大殿6所、小殿10余所,东西各有般若台三层,筑山构垅,亘在西北,柏殿在其中,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3]
南朝梁大同元年(535年),铸十方银像。
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年),铸十方金铜像(一说大同三年)。整个寺院宏大庄严、金璧辉煌,常住僧众1000人,盛极一时,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梁武帝4次入同泰寺舍身奉赎,经常集名僧于同泰寺讲经,开无遮大会。
南朝梁大同三年(538年),同泰寺浮图因雷击起火,酿成寺内大火,这座庞大的寺院只有瑞仪和柏堂两个大殿幸存,其余皆化为灰烬。[3]
南朝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四月,九层宝塔遭雷击焚,延及整个寺院,只剩瑞仪和柏堂两个大殿。梁武帝发心重建,宝塔高十二层,未成功即遇侯景起兵反梁。侯景进入建康后,梁武帝被饿死台城,同泰寺毁于战火。
南朝陈武帝永定年间(557-559年),同泰寺略有修复。陈时,有慧頵禅师任同泰寺住持。
南朝陈太建元年(569年),宣帝陈琐征天台宗二祖慧思禅师至栖玄寺讲学,10年后去南岳。
“侯景之乱”后,同泰寺荒芜多年,直至922年后梁时,才又在同泰寺故址建台城千佛院。
南唐时期,称净居寺,建有涵虚阁,后又改称圆寂寺。
杨吴溥顺义二年(922年),取同泰寺遗址的一半地方建台城千佛阁,又称台城院、台城寺,寺前置三品石4块,西有白莲阁,阁下右方有小石池,面方一丈余。
宋朝时期,又分其一半地基建法宝寺。南宋淳佑七年(1247),创制精锐军,同泰寺旧基皆为寨屋(军营)。景阳井台基及迎春、结绮、望仙三阁故址与胭脂井都在寨内。虽为营寨,但保留南唐旧寺屋宇,供奉普济禅师宝公像。宋末,遭战火受损。
元朝时期,鸡笼山上有普济禅师庙,山下为处决犯人的刑场,刑场附近有一座万人坑。[3]
明朝初年,朱元璋自着意整理佛教后,南京寺院大多迁往城外清静处,唯鸡鸣山上的普济禅师庙仍屹立于城中,且赐日本贡品白玉佛观音像供奉于寺中,住持别峰。
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在鸡鸣山南(今北京东路一带)建10庙,即明初开国功臣庙、帝王庙、卞壸庙、刘越王庙、曹武惠王庙、福寿庙、城隍庙、真武庙、蒋王庙和关羽庙。
明朝洪武十八年(1387年)二月,敕建鸡鸣寺,造浮图五级。崇山侯李新奉命督工,在普济禅师庙故址重建寺院,尽拆故宇旧舍,加以拓展扩建,并迁灵谷宝公法师函瘗移于此山,造五级砖塔,名“普济塔”。函瘗藏入金棺内,金棺长约5寸。塔前设有祭堂,每年按时祭祀。其殿堂、门庑,超过原来规模。朱元璋命宿衲阐教德瑄法师为开山第一住持,赐《金字华严经》一部、沉香观音像一尊,亦装入金棺银椁内,作为镇寺之宝,赐门额曰“秘密关”、“观由所”、“出尘径”,题“鸡鸣寺”额。山下有施食台,石表高揭,为宋文宪公书。相传地为古战场,元时刑人于此,常有鬼魅祟入。为治这些余魂滞魄,朱元璋敕使人到西番迎请有道僧惺吉坚藏等七人来鸡鸣寺结坛施食,以度幽灵,并在山下的万人坑旁,建西番殿一座,以黄金装饰,供惺吉坚藏等七位西番高僧居住,越数年后返回。
明朝宣德年间建凭虚阁。
明朝成化年间,寺院又有扩建,建有山门、天王殿、千佛阁、正佛殿、左观音殿、右轮藏殿、五方殿、左伽蓝殿、右祖师殿、施食台、凭虚阁等,共有殿堂楼阁、亭台房宇30余座,全寺占地100余亩,公产田4000余亩,常住僧侣100余人,为金陵五个次大刹之一。
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春,寺僧德旻募缘重修鸡鸣寺,南京兵部尚书张公蓥等捐巨款乐助。[3]
明朝弘治六年(1493年)夏,大功告成,并立《重修鸡鸣禅寺记》碑。大悲、大雄、轮藏、天王诸殿,浮图、千佛阁、法堂、廊庑、庖湢、山门等建筑都修葺一新。寺院的规模扩大到占地一千余亩,殿堂楼阁、台舍房宇达三十余座,常住寺僧有百余人之多。
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万鹿园与心斋、东廓、南野、玉溪会讲于鸡鸣寺。
明朝万历年间后期,重加修缮,立山门亭,修葺廊墙,并改建禅院于塔下,继任住持僧德瑛法师勒碑记载。
明朝崇祯年间,住持一心和乘悟广募资金为鸡鸣寺置僧田数千亩。[3]
明朝末年,“鸡笼云树”、“凭虚远眺”(也称凭虚听雨)及附近的“珍珠浪涌”在明清时被列为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另有“台城观鱼”、“北极登高”等景。
清朝康熙年间,寺遭毁坏,官府曾对鸡鸣寺作过两次大修,并改建山门。
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塔毁,俱重修,并易山门。
清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圣祖玄烨第六次南巡到南京时,由曹寅陪同参观了鸡笼山观象台和鸡鸣寺,康熙题写了“鸡鸣古迹”四个大字,并刻石立碑。曹寅又集资修葺大殿和宝塔。[3]
清朝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二十六日,作《重葺鸡鸣寺浮图碑记》。
清朝乾隆十五年(1751年),地方官为了迎接皇帝和太后南巡,又重建了凭虚阁,作为驻跸行宫,乾隆也为这座古寺题写了匾额和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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