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口安吾《论FARCE》节选四

闹剧是要全面肯定人的本来面目，如此一来势必不会关注人的个体性格层面，而是要从本质上来把握人，结果很多时候就会变得极为概念化、一般化。由此，人物大多是类型化的，情节也很单一，大致都相差无几，甚至连对话的方式、其中的包袱、文章的写作方法等方面都看不出各国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闹剧多对人物做类型化处理，这类人物的典型特征可略举一二，比如他们大多会认为「鄙人真是伟大」「那个年轻人暗恋着我呢」，大都非常自恋。但其实他们并不伟大，也非智者，更非别人暗恋的对象。闹剧的作者非常喜欢用严苛的目光审视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例外。不管人物自恋与否，都不会只赋予人物一种性格，伟大者不会总是伟大，睿智者也不会一直睿智。哪怕是「这个家伙比那个家伙更机灵呢」这种程度的评价标准，闹剧都绝对不会提示给读者，类似于「那个家伙蠢透了」这类的词句，闹剧是绝不会说的。再有，举例来看，闹剧的人物很多时候都会大放悲声说「鄙人真是悲惨，我的命运实在太残酷了……」之类。但是，闹剧的作者们往往对这类悲叹毫不在意，对这些悲伤的皮埃洛或是斯嘎那勒尔之流不加干预，仅以严苛的目光审视之。闹剧的作者绝不会去同情任何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他们顽固得就像木头人，像木桩、电线杆一般，完全拒绝敞开心扉。因而通过对一切事物所持的这种冷酷和冷漠，达成了对一切事物的肯定。这一悲情手段是闹剧作家必须领悟、坚持的金科玉律。

从根本而言，闹剧向来都是最爱卖弄、浮夸的（属于不伦不类没做好的）文类，不分国别。但是在西方，到了近代，闹剧逐渐变得具有科学性起来———这样说也有些夸大其词，换言之，闹剧的整体结构变得甚是合乎逻辑起来。于是，在措辞方面反复雕琢以求合乎逻辑，此举使得闹剧的文章做法似乎也在努力排除掉那些不知所云的混沌。

但是日本的情况却和西方正好相反，历史最为悠久的狂言的结构最具逻辑性，在人物处理上也和西方近代的情况最为相似。

西方近代逻辑性的闹剧写作方法本质上其实极为单纯，就是在「A 是 A」「A 并非不是 A」这类最为单纯的法则之上，以此为基调结构而写成。修辞且不必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整体来看也都运用了这一法则，非常明显。以马塞尔·阿沙尔的《请和我一起玩吧》为例，稍稍翻阅任何一页都能清晰地读出这一点。但是，这种逻辑性处理非常容易陷入僵局。阿沙尔也是这样，他很早就遭遇到了瓶颈，最近正试图转向更为个性化、更为现实的喜剧创作上去。但是他尚未充分把握好闹剧和喜剧各自在文章处理上的特征，所以好像既非喜剧又非闹剧，和两者都若即若离、游移不定，最近的作品大都没什么价值。

散装书摘与文摘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