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引入船长,我将时间直接拉到了两个月以后。虽然我也提到在这两个月以来我们连一道喷水都没见着,不能讲述本船的主要业务,而且既然没有主业可干,除了值班的其她人都只有在甲板上摇摇晃晃打发时间。但这并不意味这段时间就没有什么可以叙述的事。
在讲述这段时间,实际上也是绝大多数时间的船上的各种事务之前,我须先说明船上的报时方法,以方便读者阅读。由于我们远洋航船经常穿梭于各个时区,要想精准报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不过各位聪明的航海家总是能找到方法来计算海上的时间。大多数捕鲸船使用“击钟”的方法报时,即每逢四点半、八点半、十二点半,值班者接收甲板下发来的指令后,敲击挂在船头楼的钟一次,每隔半个小时递增一击,每逢四点整、八点整和十二点整就正好敲八次,以此不断循环。敲八次的专门称为“敲八击钟”,因为八击钟的时刻常常被用作某种变更的节点,非常重要。击钟时间的校准基于船长室那口唯一的挂钟,挂钟的时间按照最近停泊港口当地时间校准,直到抵达另一个港口。击钟报时不仅操作简单,也为船上的作息时间天然地画好了一张永存于时间上的表格,等待各位船副来填。
在捕鲸船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无鲸可打的。哪怕是在几十年前那个鼎盛的时代,至少八成时间中人们都只能在甲板上晾着,要么闲聊,要么阅读,要么做水手雕刻,要么被不当领班的船副赶着到海上去锻炼身体和磨练战术,甚至长官们呼喝值班者有时候都会因为长久没有钱捞而无精打采乃至变得脾气暴躁。现在世界上没有多少鲸鱼可以打,闲置时间又加到九成,这越来越闲的行业是普通水手拆账大幅缩水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船由于姑娘们勤奋又勇敢,但也只不过短了百分之几的时间。
不打,或看到了却没打到,捕鲸船上原则上是没有工作干的。可实际上只要长官愿意,水手总是能够有活干,甚至还有的怪长官能让人忙个不停,直到所有人累到爬都爬不动才肯结算工资解散船员。我们船在闲置时的日子和其她船差不了多少。每艘船的值班制度因船只大小和水手人数而异,我们船由于加上标枪手有三十个地位低下的人,于是塔露拉将我们平均地分为五组,每组六人,每次值八个小时,三班倒。大多数美国捕鲸船一起航就把船员赶到那些擎天的粗长木桩上去,极显贪婪;我们这为了满足军营里的“严格”,就从离港后的第一个凌晨四点、中午十二点或晚上八点开始排第一班,直到船副认为不适于值班为止。白班和夜班(晚上八点开始的一班)规则有些差异。
六个值班者又会细分为三组:一人掌舵;白班三人上桅杆,夜班两人上桅杆;余下的人在甲板上提起一万分的精神随时恭候七个长官的命令。在八小时的一班中,每两个小时又称一轮,每一轮,或说每逢四击钟和八击钟的时刻,上面的和下面的就要轮换一次,至于哪个时候哪个人该干哪个活,小组内部自行安排轮换。
掌舵的不必多说,就是守在木制舵把前随时恭候上面的命令改变航向即可。
在甲板上待命的人,特别是白班,无论领班是不是塔露拉,无一不被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变成千里眼顺风耳,只要七个长官中任何一个喊了就必须随叫随到,不容许丝毫拖沓和怠慢。哪怕是麦哲伦这种只比标枪手地位高一小拃的人,都可以在肮脏的厨房里对斯卡蒂颐指气使,后者竟不能有丝毫怨言(可我们亲爱的斯卡蒂从来都没对任何事有过丝毫怨言,可就是这些怨言为历史的齿轮做润滑剂),否则就是忤逆,当军法处置。在甲板上值班的人,没有被叫到就停在前桅或后桅下等地方待命,就像白金汉宫门口的哨兵,一被喊到就得立刻闪到长官面前,任何事都得做,任何事【注:此处有黑体】。每一班会有一个船副当领班,哪班由哪个船副全看她们的心情,有当了一半就换领班的时候,也有时候精力旺盛的三副会连续领三个班;领班负责总体指挥和安排日常事务,主要是杂七杂八的船只保养工作。当然,如果您在桅杆底下杵着的时候没有人召唤,那么您和旁人闲聊、开小差哪怕灵魂出窍神游世界,船副都不会管您。反正只要叫到您的时候您的肉体和灵魂都在就行了。
上桅杆的称瞭望者,一句话概括其工作:“始终留心,时时呼叫”。瞭望时一根桅杆上站一个人,三百六十度瞭望整个海平面,每逢有任何鲸出没的风吹草动,都必须扯着嗓子死命呼喊“喷水啦!”,仿佛大洋彼岸都得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当这道全民动员令漫天飞舞的时候,上到船长下到我都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在极短的时间内向那些海中游弋的脑满肠肥的黑皮绅士打出一场优美的闪电战。虽然这些闪电战大多数都不能得胜,就算得胜也常常是惨胜。当然,就算瞭望者看错了,一鼓作气的人们扑了个空,也没有人会因此责怪他们。当然,外界环境的任何变化,皆是瞭望者需要随时报告的内容。
我的第一班在起航次日凌晨四点开始排,而且我和斯卡蒂分别填入了那两组的空位中。很有趣的是,那些在同一艘艇子上出生入死的好战友们,值班却往往分到不同的组,就连我和斯卡蒂这样命中注定的一对也被硬生生拆到两个排班时间都不相邻的两组,不知道是塔露拉有意为之还是帕斯卡的一个小玩笑。可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一个桨手或标枪手,在打鲸时打交道的是这套人,值班时打交道的是那套人,这就说明他能够认识更多的人,能和更多的人成为朋友,总体上来说是对一个人的认知和见识的成长是有极大的裨益的,哪怕您是一个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就像某些水手那样,在这种强迫性的打交道中您也会感受到您是集体不可分割的一员。
和我一班的是三副麾下的桨手汉娜与菲亚梅塔,还有普通水手俄国人叶莲娜、奥国人温蒂和赛诺蜜。
敲了四击钟,后面三个从上面滑下来,同时将四肢缠上银线后,汉娜、我和菲亚梅塔就分别爬到前桅、主桅和后桅去,每人负责一个方向,瞭望起来。
人们喜欢登高是出于那种喜欢踩在别人头上,从而宣告“我征服了你”的天性,因此无论是出于某种什么目的或用什么方式,人们踏上极高的山峰,或修起法天象地的建筑,都是为了想要表达“我征服了你”,征服的对象就是存在于物理世界、数学世界乃至精神世界的所有东西。在那遥远的没有详实历史的圣经时代,人们修建通天巨塔巴别塔,妄图以凡人之躯与老天爷比肩,可最终还是被万能的上帝一声天雷震得稀碎,让巨塔碎裂的石砖砌成一道道高千丈长万里的城墙,让人们从此分为不同民族。到了有史可考的年代,从埃及人的金字塔,到玛雅人的金字塔,都是古代智者在纸面上征服天球的前哨站和大炮塔。他们争相命名天空上的星星,争先恐后地指着那些闪闪发光的小眼睛,宣称这儿那儿全是图坦卡蒙法老陛下的殖民地;就算是这披金戴银的法老王死后,都要装入这沙砖砌成的火箭头,在遥远的未来让肉体大驾光临,然而灵魂却先走一步。除开这些指向宇宙的炮台,南亚的那些佛教徒也喜欢修建高耸入云的浮屠,虽然没有剑指天空,却在精神上征服了大千世界。还有布满古日耳曼大地上的高大坟茔,路标一般的华盛顿纪念碑,乃至巴黎市中心的那根直插天际的巨大的那玩意,无不昭示着人类想要通过高建筑来宣告征服、主权与威仪的心态。
说遍了陆地上的高东西,我们船上的高东西就是桅杆,既然也是人造的高东西,那就必然有着宣告征服的目的。我们很容易想到,船上的高东西是为了宣扬对大海的主权,宣告对海中万物的征服,像他们一样高呼:“哪里有塞尔维亚人,哪里就是塞尔维亚”。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站在某个高东西上面宣示的主权,往往都是自说自话,并非真正的拥有和占领,毕竟世间万物真正所有的都只有他们自己。拿破仑能够登上欧洲至高点,可不要忘记勃朗峰只能看见珠穆朗玛的肚脐眼;牛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物理学之巅,可那个巨人实际上却是一个驼子。我们都自认为在物理上站得比什么都高,在精神上站得比什么都高,就比什么都厉害,可精神世界无穷无尽,谁知道还有没有比你更高的存在呢?虽然捕鲸船之间不攀比桅杆的高度,可我们只要一想到海中游弋的那些无穷大无穷多的生灵,就会立马自卑下去,丝毫忘记我们捕鲸船瞭望者实际上站在比任何海洋生物都高的物理海拔。实际上我们这些站在桅杆上的人都是地位低下的人, 就算我们站在三十英尺高的主桅上,仍然是长官们的被征服者。
一个人站在桅杆上的瞭望时间在一次排班循环中看似只占很少的比例,可要是再乘以一次出海三四年的航程,那么一个人光是站在上面的时间就长达好几个月。虽然桅杆与山岳和塔顶一样,都是高处不胜寒的地方,可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桅杆顶和其它高处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体现在它的性质上,除了上述体现那种自说自话的征服,站在桅杆顶纯粹是出于工作赚钱的目的。您站在桅杆顶上,虽然吹着猛烈冰凉的海风,还有被海鸟啄食的危险,可您获得了对大海独一无二的绵延好几英里的视野,是处于低矮甲板上的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甚至有些桅杆高的,还可以亲眼验证地圆说。
再从其形貌上来看,捕鲸船上的桅杆顶部,尤其是我们南海捕鲸船,其安全性也是其它高地方无法比拟的。就算是那些常年积雪的雪山顶部,也有一个可供数人站立并树立纪念碑的平台,可我们这些捕鲸船的桅杆顶上,只有一根横在上帆桁用于放脚的木板,外加钉在桅杆上的齐腰高的一圈铁条当扶手,仅此而已;有的船甚至还只有后者。人们在一次航程中累计好几个月都要站在这种地方,又要眼睛注意视野内的一切,又要脚下注意不要滑倒踩空,更不能打瞌睡,否则就会跌到海里,成为无数约拿中的一员。就从这方面来说,站在上面的值班者比站在下面的人要辛苦一些,毕竟下面的原则上只需要专注于自己的听觉。在任何洋面上,大多数时候都是有浪的,让整艘船以某个固定的角度进行简谐振动,像一个倒立的单摆。可我们知道,在固定角度下,摆臂越长,偏离距离越远,在甲板上还基本上没什么感觉,可到了桅杆顶上,人们就像不倒翁一样荡过来荡过去,不时刻脚踏实地,抓紧细细的铁条是不可的。哪怕您的力道足够大,能让您的身体和大船相对静止,可您的头脑是物理上泡在一个液体环境中,受到惯性的约束,像流星锤一样摇过来摇过去,如果没有什么经验,必定会晕头转向,严重者乃至直接失去意识——这是比恐高症还要普遍的症状——我在甲板上都好好的,上去站一会就给我晃晕船了,幸好我的身体素质和我的心理素质一样强大,才避免下面传来一片骂声。我们再考虑到桅杆顶上那单薄的护具,不仅让我们和死亡只隔一条细线,更让我们直面冬日的寒风和夏天的烈阳;尽管我们有水手制服护体,可就就此而已,我们一年四季都是穿差不多的制服,或许冬天在里面加一件羊毛衫,夏天有的人就穿一条裹胸布。幸好海上一年四季温差不大。
在北海那些在浮冰下刨露脊鲸的英国人的船上,却有一个值得我们南海捕鲸船借鉴的东西。厨娘麦哲伦在北海捕鲸的时候,就见过那玩意。她管那玩意叫“守望处”,可更多人叫它“乌鸦巢”。乌鸦巢外观就是一个上端开口的木桶,上口宽度比我们这的铁圈宽一点,桶底有一个活板门供人进出。这个悬于天际的木桶本身就已经提供了我们南海捕鲸船提供的所谓“护具”的所有功能,还自动为瞭望者们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为他们抵挡北极刺骨的寒风。这木桶也可以充当一个百宝箱,只要它能装的,就能往里面带。除了雨伞、大衣、罗盘、喇叭、旗帜等工作用品,还可以在里面藏各种小零食小饮料,甚至有人在里面偷偷藏过烈酒,并在值班时偷喝——幸好这桶子可以保护他不因为酒精和海浪的双重作用跌下深渊。一般来说,这桶子里还会安放一根供人坐下休息的木板,有的甚至还有坐垫,此时瞭望者就只用露一颗脑袋出来,用两只眼睛充当大海中的移动灯塔。由于乌鸦巢如此舒适,有时候英国捕鲸船的长官也会坐上去,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是国王,巡视着那片他谋生的地方。他让小厮从下面将红茶与牛奶端上来,然后就可以右手端着茶杯,左臂搂着来复枪,看见一条肥东西,便开枪捕猎,就和在乡下打狐狸一样惬意。说到这儿,我们已经很明白我们这的值班处和乌鸦巢的巨大差异,而这东西只需要一个漏油的桶便可以充当,并不会额外耗费金钱。但这种东西在美国捕鲸业直到它完全消亡都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可能这种英式的玩意美国人确实学不来。
南海捕鲸船的桅杆顶上危险归危险,它总之还是像一个木质的象牙塔,是除了炼油锅以外另外一个可以不被打扰而得以宁静思索哲学的地方,而且在这上面若想要开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差,领班也一时半会发现不了。但是,我亲爱的读者,还记得焰尾的警告,像伽拉泰亚号这种美国捕鲸船,还有其他国家的所有捕鲸船,都是坚决不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因为只要上面的开了小差,哪怕只开了一小会,就可能错过天际线处那道微小的鲸鱼喷水,从而错过一头大肥鲸,乃至被文献宣告失踪的鲸群。要知道,打到一只鲸鱼,就可以挣几百美元。捕鲸船的船东不会因为低贱的水手要思考哲学问题而放任这些移动的钱袋白白溜走。它是对捕鲸人唯利是图的本性的亵渎;就算从捕鲸船水手的职业操守来说,这也是不应该的,工作时分心也是对职业道德的亵渎,毕竟就算是哲学家也要吃饭,就算一个人的拆账只有仅仅三百分之一,打到一头鲸也可以分到几块钱,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一个人大多数时间都不当班,这么多时间思考,为什么非要在工作时间来拿全船的收入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呢?在大多数捕鲸船上,要是抓到有人在桅杆上分神,轻者挨一顿臭骂,重者挨一顿毒打;就算我们这个半吊子乌托邦,被抓到在桅杆上走神,虽然不至于挨打,但肯定是会被船副责骂,若真的造成了损失还会被吊起来当八个小时双摆,那和单摆相比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可这种人常常能瞒过那一道道火眼金睛的目光,藏身于肮脏黑暗的舱房中,为捕鲸业带来了不知道多少的损失。
虽然我本人是极力反对上去值班时开小差的,可我自己也开了小差。
那是上午十点多。美洲这张大地毯早已被那双不知名的大手抽走。此时的世界没有清晨那么睡眼惺忪,也没有中午那么艳阳高照,是一个不算温暖也不算寒冷的冬日上午。虽然我们离开海岸线已逾上百英里,可大陆的残风却仍然吹拂着我的秀发,在其中还能依稀嗅到楠塔基特家属对出海的水手的思念,那可以是做饭的炊烟,也可以是挥发的眼泪,那道咸味和海风的咸味不同。可由于这种清凉的味道本来就消散地快,且又如一张白布一般容易污浊,再往远航行一段距离后,那残存的大陆的气味中只剩下楠塔基特港口特有的混杂着油渣和鱼腥的双重风味,甚至有些分不清这味道究竟是从甲板上传上来的还是从远方飘来的。再随着船只随着信风和洋流远离大陆,这岸上的味道终于消失干净,只剩下野蛮的海味,还有混杂着人味、木味、油味、铁味、烟味等人造物共同组成的味道,或统称为船味。海上的早上十点算是最舒服的时刻,大船不是很颠簸,风儿可以充当天然的梳子,抚摩您的脑袋;往外看,无边无际的大海只剩下我们一叶扁舟,如果不是船只结构和船具摆设不对称,人们是无法辨别方向的。往下看,您能看到五颜六色的脑袋,若是将它们扩散开来,您就会得到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不知道这道万花丛是否能够简化为四种颜色。我站在高高的桅杆上,听不见底下的声音,这或许是声音传不过来,亦或许是下面的各种声音在我所处的点上发生相消干涉——这样也好,没有下面的闲人的叨扰,您在上面能站得更稳一些。前桅和后桅比主桅要矮一丁点,瞭望站位也比我要稍微低一些,但这几英寸的差异已经被几十英尺给抹掉。
汉娜和菲亚梅塔都不是爱表达自己的那类人,平时也不见她们除了普通表情之外的其它脸色;现在她们两个又和我处以同一个值班岗位,闻着一股同样的味,被同一股风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可是您看她们的眼睛,是不是要比在甲板上要锐利得多?我第一次看到汉娜的时候,她眼神涣散,蓬松的灰发表明她内心的阴郁,一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之状,可现在的她,浑身肌肉紧绷,双手紧紧扶着铁圈,双脚如同长了爪子一般紧紧握住木板;眼睛如老鹰一般锐利,不是海水反射阳光让她看见,而是海面反射她的目光使太阳得以熠熠生辉。灰燕子展开了她的翅膀,既然不能拿起武器对准那些巨人,那么用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将同伴牵引到海中的巨物之中,将它们扎的血肉模糊,或许她的内心会得到某些宽慰。再回到她的灰头发上,一个发色都是阴郁的姑娘,其内在也不会是充满阳光的;虽然我们看到她的感官专注于工作,她的灵魂或许已经跑到剑桥大学的辩论场去了,真是高明的伪装,那种不无法被发现的偷懒。就这个方面来说,汉娜也算半个哲学家,是不受船东和长官们喜爱的,可是,我亲爱的读者,这汉娜虽然总是沉溺于灰色的精神世界,可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在真实的工作中出过什么大岔子,有时候塔露拉呼叫她的时候,语气也要比别的人要宽松一些,难道塔露拉也对这个人有所同情吗?我不得而知,汉娜直到和我永别都没有对她产生足够了解,毕竟一个人踏足灰色世界过久,已经无法和一个有色彩的世界相互沟通。
论身材来讲,菲亚梅塔是我们三个中身材最为壮硕的一个。虽然汉娜是那种表里一体的灰燕子,可您不要看到菲亚梅塔顶着一头代表喜庆、欢愉和爱恋等无数美好词汇的红色秀发,这也不一定代表着她的心中没有藏有灰色的东西。她和汉娜一样,一天到晚没有表情,可由于她较为健硕的身材和不比大多数人差的头脑,很难想象这种人的心中能够有什么苦难。从相貌学的观点,菲亚梅塔一定是一个勇敢而自信的人,虽为女儿身,她却能有力气打破一切困难,让自己成为一把明亮的火炬。菲亚梅塔比汉娜好说话一些,我从和她的交流中观察到,这是她天性使然,过于红火喜庆的人,注定是要离群索居的,以为她身上的火舌或许会灼伤她亲近的人。或许也是害怕灼伤我们,她总是在后桅值班,既能避免点燃船帆也可以让海风给我们吹来一丝温暖。此时的菲亚梅塔,不像汉娜那么神经紧绷,一副惬意地模样,两只手随意扶着铁圈,一只脚甚至还脚尖着地,帽子微微斜戴着,蓬松的秀发作为鲸须撑着它不会被吹跑;红眼睛看似随意地扫视着海面,水手服微微敞开,让天然凉爽的风冷却她火热澎湃的胸腔——意大利民族总是怀有激情,在感性方面总是走在欧洲的前锋。她和汉娜一样,也是时常被天皇宠幸的非禁卫军水手,后者或许是出于某种对同胞的同情,而前者或许是为了补充自己缺的某样东西。说容貌嘛,这菲亚梅塔也不算非常出众,拉丁人也不是很听话的,这个拉丁人平时也很少说话,可事实上她就是能够受到上头的喜爱,并时常能护驾;找不到理由,就干脆承认它吧。
而我呢,站在全船的制高点上,负责朝左的三分之一圆的空间。说实话,就拿此时正在小小分心的我来说,无论是在甲板上,还是在桅杆上,看到的景色除了上面要宽一点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的——反正不过是一片大洋,几朵浪花,时而几片飞鱼、几片浮鳞而已——第一个看到喷水的人也不是我。我在上去之前接受了领班焰尾的口头培训速成班,大致明白了鲸鱼喷水有个什么特征,如何将它与常见的海浪区分开来;那些朝着斜上方呈抛物线喷出的危险的液柱,就凭口述也能了解它和浪花还是有本质上区别的。我看着洋面上的微波起伏,一只手扶着铁圈,另一只手抓着耳根的头发,大睁着眼享受上午的清风。我往远方看去,极力从焰尾的语句中想象大鲸喷水是一个什么模样,大鲸的背部出来是一个什么模样。现在我们有了摄影技术,二十世纪的捕鲸船也不是以前那个模样,摄影师能够随船出行,记录捕鲸现场,可现代捕鲸与那时的捕鲸业完全都不是一回事。现代捕鲸业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有实在的镜头记录鲸与捕鲸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不像那个时候,人们对于鲸与捕鲸的一切,除非像我这样来亲自当一个捕鲸人,都只能靠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来了解,哪怕是居维叶这种博学的人,他笔下的鲸鱼就和小丑一样,不着边际,违背事实,唯一正确的只有横着的尾巴。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非捕鲸人才有机会看到活鲸,不会像我小时候被那些歪瓜裂枣的图画给带偏。因此当我此时在想象鲸鱼行为的时候,虽然有捕鲸人的指正,还是会带有居维叶的影子,眼前的鲸跳就像从箱子里钻出来的大咧着嘴的小丑,甩出来的尾巴如同夏威夷人的飞镖一般坚硬方正。
算了,海面上没有什么看的,我们来把视线往远处挪一挪。看向远处天空与海面的交界处,我立马就理解,水天一色究竟是怎么回事。大海和天空是两个介质,由于几何的作用,让两种迥然不同的介质能够在物理上连续地相互连接。它们的颜色如此相近,无法区分,只有考察其中内禀的参数,才能实在地将两者区分开来;正是因为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内禀参数,让两者的的景色极为相似又迥然不同。地球是蓝色的,天球也是蓝色的,全部都拜瑞利勋爵所赐,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非要是蓝色——水天一色的原理不过是散射的缘故。可是天空虽然同样和大海一样蓝,但它具有极低的密度,能在上面生活的只有白鸟和白云。那些白鸟的觅食场也是这片大海,可却并不与我们人类争食,它们有时候也会在帆桁乃至甲板上歇脚,以为船只就是巨大的鸟巢。唯一能在天空中游弋的生灵就是现在有序地排列在我头顶上的一片又一片的白云,它们成群结队,从天的这一边游过来,又从天的另一边消失不见;在低处的人看来,它们就像一片片鱼群。此时我想到,我们跟丢鲸,总是看到它们消失在水天交界处,而那成群结队或孑孓独立的云朵,又总是从大鲸消失的那个方向出现,让我们暂时忘却所有的物理知识,将大海和蓝天看作用一种介质,并将整个视野看作以我为中心的一个蓝色球壳,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天空就成了在我们头顶上的海面。可这蔚蓝色的球壳中,我们的捕鲸船只能在下半个球壳游弋,自由的大鲸却能随意翱翔,在上半球和下半球来去自如,怪不得现在天上巨大的云朵越来越多,原来人们一直找不到的鲸群全部跑到天上去了。我仰头看天,看着那一条条雪白的大鲸,在我们的标枪扎不到的海面上自由快乐地生活着,我的嘴角也不禁扬起了笑容。可是,亲爱的读者,我们还可以合理的想象,在那我们的捕鲸船到不了的上半球,是否也有无数的“美国”捕鲸船,游弋在那片海面上,向着那些将黑西装换成白礼服的绅士们投掷反重力的标枪,让天空为之皱眉,就像我们之后将会描写的捕鲸现场那样;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在那些捕鲸船上,或许也有一个像我一样往上面分神的水手,想象着下半球的捕鲸活动是否和他们那里一样——此时一片船形白云恰好也飘了过来,我可能正在与他对视,让我在此说出当时只在心里说出的上午好。
“喂!上面的!天上可没鲸给你打!”一道声音终于将我从小差中拉回来,这道声音陌生又熟悉。我被吓了个机灵,浑身一个颤抖,不是我的手抓得紧我还差点滑了下去。我左顾右盼,两位正专注地值着班;我往下看,和焰尾的眼神撞了个满怀:
“看什么看?我的脸有什么好看的?看外面去!”焰尾将燃烧的烟斗拿在手上,对我稍有愠色地吼道,脑袋仰得不会比我低:“这次就算了,下次要是再被抓到,就给老娘滚下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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