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变化,是国家政局方面的变化。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相继面临了“控制管理污染”的《环境基本法》的制定,以及世界上关于“地球温室效应”的研究的冲击。
在70年代末的2月份,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全球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而在之后的80年代中期的10月,在奥地利的菲拉赫召开的“地球环境学术会议”上,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们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思路。
从这一刻开始,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便开始着手准备向“低排放量”的能源和工业切换。
作者:日本这个国家作为最受到温室效应影响的国家之一(一旦地球温度持续上升,冰川和冰山融化导致海平面上涨,很多国家将有大面积沿海国土遭到淹没),自然而然的最为积极响应这个号召。
可是,这样一来,该如何将燃油、燃煤电站关闭,同时还能提供大量低排放能源进行补充,这就变成了东京电力公司的一大挑战。
这一研究工作,自然有一部分就落到了受害者渡边泰子所在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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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人来想,受害者渡边泰子此刻所作出的研究报告中,必然会顺应当时的局势——大力鼓吹核能发电。然而,渡边泰子她却没有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她的父亲。他曾经是东电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在世的时候就是东电内部最大的核电反对者。
受害者泰子的父亲渡边达雄从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东电还未开始建设核电站的时候,就已经在公司里开始了“永远不要在日本使用核电”的呼吁。他的呼吁来自于几方面原因:其一是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虽然这一原则是针对核武器的原则,但由于建设核电站就不得不涉及到核原料的运输和保存,因此渡边达雄认为这已经违反了日本最初的无核承诺;其二,是他提出日本本来就是个多火山地震的国家,领土内几乎找不到能够达到提供较高抗震水平的环境,来建设核电站。
可是,他的这一呼吁让东电内部倡导建设核电站的一派人,感到非常的碍眼。
之后由于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核电自然而然成为了日本在70年代建设能源的首选。
虽然受害者泰子的父亲渡边达雄依然在呼吁停止建设核电站,但他那么点声音,早已经完全淹没在高歌猛进的能源大建设之中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3月,关西电力美浜核电站发生了燃料棒破损事故。这一事故并没有向外公布,因此也就没在世界上引起多大的重视。
5年之后,时间也到了七十年代末期的11月,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临界事故:由于失误操作导致了5根控制棒被拔出,之后的七个半小时里,核反应堆都一直处于临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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