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6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章惇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赵煦询问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最终“取其（指元祐时法）是者修立”。这反映出章惇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时旧党那样，对熙宁、元丰时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当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如赵煦亲政七年，章惇独相，“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即使四子接连中举，也只有季子章援曾被授为校书郎（从八品），其余都“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就是很好的例证。 [3]

但在打击旧党方面，新党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党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光、吕公著终于被夺谥毁碑。此外，韩维、苏轼、程颐等数十人也被相继贬官。元符元年（1098年）六月，蹇序辰、安惇请求设“看详诉理文字所”（诉理所），对元祐初的诉理案件进行复查，这将扩大打击旧党成员，章惇闻言，迟疑未应，蔡卞即刻“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然无言，于是“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 [3]

在赵煦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祐时期相类似，新旧党争始终未能解决。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 [14]

军事

元祐年间旧党回朝，摒弃了新党开边政策。为巩固边防，宋廷采用折衷路线，退还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企图向西夏示好。但西夏后族梁氏执意通过军事胜利来巩固权力，求和的意愿不甚明显。故而，宋廷开始重新思考如何设定边防战略。 [34]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环庆路战区主帅章楶获除提出“浅攻之计” [35] 。他认为“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主张一旦探知西夏入侵，帅府应即下令各将兵马出城，“择利驻劄，高险远望，即不聚一处。贼马追逐，又令引避”。那样，敌军有后顾之忧，便不能从事持续的攻坚或抄掠。西夏若敢长躯深入，则宋军可扼其退路伏击。 [34]

在这种思想的指挥下，章楶等人开展了一系列战事：

洪德城战役：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西夏梁太后率领号称数十万的大军亲征，沿马岭水（今环江）发动强大攻势，围环州（今环县）及乌兰、肃远、洪德、永和等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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