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一般根据其徽号简称为“慈禧”“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老佛爷”。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同治、光绪时期的实际统治者，前后掌晚清政权近半个世纪。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

1852年入宫，赐号兰贵人（一说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1856年生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与孝贞显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之后联合慈安太后（即孝贞）、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清政府暂时进入平静时期，史称同治中兴。1873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1875年同治帝崩逝，择其侄载湉入继大统，两宫再度垂帘听政。随着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罢免，慈禧开始独掌大权。1889年归政于光绪。1898年，发动戊戌政变，再度训政。1900年庚子国变后，实行清末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改革。

1908年，光绪帝驾崩，慈禧选择三岁的溥仪作为新帝，她自即日起被尊为太皇太后。次日在北京仪鸾殿去世，葬于菩陀峪定东陵。[1]

本名

不详（一说杏贞，参见“轶事典故-名字之谜”目录）

别名

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满族

出生地

北京

咸丰时期

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叶赫那拉氏（“人物生平”中通称慈禧）生于北京。她是满洲镶蓝旗（后抬入镶黄旗）人。其父叶赫那拉·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44]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十七岁的慈禧经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日，晋封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下咸丰帝唯一的皇子载淳（即同治皇帝），母凭子贵，晋封懿妃。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初，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帝的皇后钮钴禄氏（即慈安）。[44]

当时，咸丰帝体弱多病，兼之当时的大清北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南有太平天国起义，让他心力憔悴。慈禧工于书法，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并让其代笔批阅奏章，并且允许慈禧发表自己的意见。自此她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前，慈禧随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2]咸丰帝即将出逃时，慈禧极力谏阻，忤逆了咸丰帝的意旨。到达避暑山庄之后，肃顺乘机劝说咸丰帝像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那样杀掉慈禧。咸丰帝“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但是，慈禧已“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了。[44]

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去世，临终前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载淳处理朝政；又给皇后和皇太子（由皇帝生母，即慈禧代管）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希望他们相互牵制。

同治帝

咸丰帝死后，皇子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慈禧与皇后钮祜禄氏并尊为皇太后。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利用帝后和咸丰帝的梓宫回京的机会发动辛酉政变，设计逮捕了八大臣，判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裁、肃顺斩立决，其他人革职。奕訢被封为议政王。

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2日，改年号“同治”，两宫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执政初期，她在议政王奕訢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在列强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两次鸦片战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称为“同治中兴”。[3]

中年慈禧画像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已17岁，慈禧不得已为他选后，次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但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慈禧为了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此机会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慈禧干预朝政，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巨，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訢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同治帝竟将他们全部革职。慈禧出面制止了同治帝这一决定。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病逝。慈禧立她的侄子（丈夫的侄子）兼外甥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为帝，改年号为“光绪”，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同治四年（1865年）至同治九年（1870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侵入并且窃据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光绪元年（1875年），慈禧采纳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建议，出兵新疆，清军于光绪四年（1878年）1月收复新疆；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4]

慈禧下棋图

光绪七年（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暴崩，卒年45岁，官方说法为脑溢血，民间野史认为是慈禧所害。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战争持续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却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签定了《中法新约》，又使法国获得了不少侵略利益。[5]期间，慈禧于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发动甲申易枢，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开始西宫独裁。

光绪十五年（1889年）2月，光绪大婚，名义上由光绪帝亲政，慈禧又训政了数年。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上（光绪帝）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光绪二十年（1894年），醇亲王借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

是年，适逢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大发雷霆，说出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之语。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

由于形势日益紧张，面对朝野上下的重重压力，慈禧被迫缩减了生日庆典的规模。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陆两个战场均遭失败，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求和。3月，慈禧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中国放弃对朝鲜宗主国地位，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在俄，德，法等西方列强干涉下，后以白银3000万两赎回）、台湾、澎湖列岛，开放4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矿设厂。[6]

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对于变法，慈禧希望强国但又担心光绪会借变法脱离她的控制，最初表示支持，但她随后把军权，用人权都抓在自己手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的上谕（即《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光绪帝的变法触动了满洲旧势力贵族和众多封建官僚的利益，他们聚集起来，竭力反对变法。当听说光绪帝企图让袁世凯派兵围园杀后，杀死荣禄时，慈禧等人发动戊戌政变，拘禁光绪皇帝，并处死了谭嗣同等六人

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慈禧最初主剿，但镇压屡屡失败，义和团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慈禧希望剿抚并用，区别对待义和团，但列强要求清政府完全剿灭义和团，并且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慈禧素来对洋人不满，于是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的想法，对列强宣战（并未下宣战诏书）。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灭义和团，并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并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

慈禧晚年朝服画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日凌晨，攻紫禁城东华门，慈禧带着光绪帝、皇后等人逃往西安，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8]同年9月7日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按照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赔款4.5亿两白银，39年内赔款9.8亿两白银，惩办主战官员，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等。[7]同年10月6日，慈禧发卒数万人，带行李车3000辆，从西安出发，出潼关经河南、直隶，历时三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8日回到北京。[9][10]

为了维持统治，改变自身守旧无能形象，慈禧太后在“西狩”期间宣布实行所谓的“新政”，进行经济，军事，教育，官制等方面的改革。

光绪三十年（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其陆上主战场正是在中国东北，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宣布中立，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了沙俄。国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要求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与此同时，国内革命运动也愈发高涨。为了维持统治，慈禧作出要立宪的姿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内容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宪法，维护皇帝“君上大权”。[11]

共9张

慈禧坐姿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于慈禧通过照片外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签署法案，退还庚子赔款一千多万美元，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官派留美学生；之后，英、法、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国相继；七国退还中国之庚款“溢款”总数，约在海关银三亿两左右，对兴办教育事业颇有效果，应当肯定。

这时，清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慈禧“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天，她“时有不适”，到九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活动过多，其病情继续发展。十四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发浮”。[43]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驾崩。大行皇帝无嗣，慈禧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将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3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切军国政事，载沣都要秉承慈禧的“训示”，“裁度施行”。然而在第二日未正三刻（1908年11月15日下午2时左右），慈禧便在北京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七十四岁[12]，与光绪之死仅隔一日。慈禧临终遗言说：“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13][43]

慈禧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她生前的徽号，已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她死后的谥号，将徽号全部保留，前面加“孝钦”二字，后面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史称孝钦显皇后。其谥号共22字，谥号长度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孝慈、本朝孝德、孝贞两位正宫皇后，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之最，也超过入关后满清所有皇帝的谥号。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葬于河北省遵化市菩陀峪定东陵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王朝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员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训练新军，购买枪炮、军舰，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訢、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尽管他们的改革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在顽固派看来，却是“用夷变夏”，违背了祖宗成法和圣贤古训。所以，洋务运动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慈禧熟悉政治手腕玩起了平衡策略，一方面，支持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扶植顽固派以牵制洋务派。[15]

1866年12月，奕訢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分馆，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员学习天文、数学。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上书慈禧，坚决反对。慈禧又让他到主持洋务的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倭仁一向痛恨洋务，1866年12月要他去办洋务，倭仁感到这是对自己侮辱，再三推辞，慈禧却不肯收回成命，弄得这位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十分难堪。他到上书房给同治帝讲课，有所感触，不禁流下了眼泪。倭仁最后以养病为理由，奏请开缺。经慈禧批准，免去他的一切职务。[16]

慈禧油画像

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这次变法，涉及了清王朝的政治体制，而慈禧改革底线是祖宗之法不能变。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维新派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康有为建议的仿先朝开懋勤殿一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更是慈禧所不能接受。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为了使变法能进行下去，康有为、谭嗣同等密谋策划，争取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以所部新建陆军入京，围颐和园，逼迫慈禧退出政治舞台。由于顽固派势力强大，袁世凯又是一个投机胆小圆滑分子，根本不可能站在维新派一边。因此，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17][18]

主战求和

慈禧的一生，经历了从1840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5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她还是一个5岁的孩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她已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她则是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从慈禧的主战与求和，可以看出慈禧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变化。[18]

共4张

晚年慈禧照

1860年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遭到失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决定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当咸丰 即将出发的时候，懿贵妃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为此，她触怒了咸丰，差一点引来杀身之祸。奕訢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劝咸丰废约再战。因为咸丰病危，只好作罢。

中法战争爆发后，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慈禧将清军的接连失利归罪于奕訢的“因循委靡”，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其他4位军机大臣也全部罢免。但是，清政府内部的和战之争并未停止。1884年8月23日，法国军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慈禧谕令对法宣战，并将继续坚持和议的张荫桓等6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1885年2月，法军攻占谅山，慈禧转向主和。镇南关的失守，慈禧更丧失了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到巴黎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议和。1885年4月4日，授权金登干与法国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6月9日，又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

慈禧一生中领导过两次改革，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清末新政，前者是物质层面上的变革，后者是体制层面上的变革。[20]

推行洋务运动，开辟中国近代化道路。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实行“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改革。[21]

1901年8月29日，出现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隆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首次提出君主立宪。

1908年，慈禧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推出君主立宪制，并列出了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表：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新政中的君主立宪仿效日、德等国推行，仍然保留君主很大的行政权力。

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禁鸦片。

1901年9月4日，出现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22]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23]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24]

另外，慈禧还利用美国的部分庚子退款在清华园修建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利用其余的退款建女学、新学等。除了兴办女学，还提倡废除延续了近六百年的缠足陋习、满汉不能通婚的政令以及禁止吸鸦片。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着政务处议妥章程具奏。”——慈禧禁鸦片懿旨[25]

除中国之外，受这场运动影响最严重的就是英国了。这道诏书发布之时，英国每年要向中国输送五万箱鸦片。不过英国立即同意，如果中国真心求变，愿意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消减产量，英国也会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减少对中国的出口。很不幸，慈禧太后在这场改革胜利前就死去了，但是无论这场改革的结果如何，慈禧太后的开山之功都不可抹杀。

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

清朝晚期，由于改变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品经济开始发达，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壮大，慈禧太后采用了适合生产力的君主立宪制。因此，慈禧太后的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基。而辛亥革命将清末新政开始的社会全面变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慈禧太后知人善用，重用汉人，是有口皆碑的，她手下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等当时的一大批能人，纵观历史，浏览朝朝代代名臣贤达，他们都可无上下之分。她手下的袁世凯，尽管有过复帝的逆施，确实还是有本事的人才。让这样一大批能人甘心受她的指挥，足见她的用人能力。早年协助咸丰帝处理国事，是咸丰年间政策方针的实际制定者。开创了同光中兴的基础。以当时内忧外患情形之下，实为中国数千年来之异彩。

1906年，慈禧太后下禁缠足令，开中国解放妇女之先河。她亲自过问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使之得以昭雪，赦免经不起严刑拷打、作伪证的小白菜一死，严惩浙江巡抚以下与案有关的贪官污吏300多人。

慈禧太后默许下，开办女子学校，教授新学，逐渐风行于开埠较早之上海、广州等沿海之城镇。慈禧之举，代表了当年倡导开启中国女学兴办之门先行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普遍为维新派开明官僚与士绅所接受，尽管它与“男女平等”、妇女彻底解放的距离仍相差甚远，依然与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相左，受到拥有强大势力封建卫道士的强烈毁谤和抵制，但女子兴学却如同星火燎原般漫延开来。

外交举措

定国旗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原来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同各西方列强的交往日益增多。李鸿章在同西方列强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庄严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于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大清国的旗帜，请求颁制国旗。慈禧就命李鸿章负责设计图案。经过多方征集筛选，李鸿章上呈了八卦旗、黄龙旗、麒麟旗、虎豹旗等多种方案，供慈禧太后选定，最后决定使用黄龙旗为大清国国旗。最初用于作为北洋水师的军旗，并于1888年（光绪14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与确认本为海军旗的“黄底蓝龙戏红珠图”为大清国旗（俗称“黄龙旗”）[26]

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定国歌

回顾历史，中国在清代以前，闭关锁国，对外交往不多，也就没有国歌。大清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在出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甚为感动，觉得清帝国也应有本身的国歌，因此特地上奏并呈了一部「国乐草案」，但未得到批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并在正式国歌「巩金瓯」未出前，暂成为国歌。每当在国际交往中需要演奏国歌时，便使用该首军歌代替。直至1911年，清帝国正式制订了国歌「巩金瓯」。[27]

定国徽

清朝的国徽为”蟠龙”徽饰，标志是“蟠龙”的图案，也是清皇室的徽饰象征，代表了清朝国家象征的徽饰。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块国徽。

定国花

1903年，慈禧太后以懿旨形式将牡丹定为国花。1915年版《辞海》也记载：“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

中国

曾担任陆军部大臣穆尔察·铁良幕僚的恽宝惠曾道：“慈禧太后之为人，阴鸷而多智谋，对满汉大臣能恩威并用，权不旁落，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45]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34]

蔡东藩《清史演义》：

独信用曾国藩，实为慈禧之卓识，畀以重任，言听计从，卒能削平大难，戡定东南，清之不亡于洪氏，慈禧与有力焉。[46]

慈安太后秉性冲和，倡言归政，无可讥议；慈禧太后犹在试验之期，一切用人行政，皆几经审慎，故称颂者多而毁谤者少。训政十年，东南戡定，西北渐平，两宫之力居多焉。[47]

至若慈禧太后之所为，一经叙述，并未周内深文，而已觉强悍泼辣，仿佛吕武，非经绅商之电争，江督之抗议，各国使臣之反对，几何而不如吕后之私立少帝，武后之擅废中宗也。夫慈禧以英明称，初次垂帘，削平大难，世推为女中尧舜，胡为历年愈久，更事益多，反不顾物议，倒行逆施若此？[48]

迨联军入京，仓猝西走，犹必置珍妃于死地，然后启程，妇人情性，辄蹈偏端，爱之则非常宠幸，虽为所播弄，至身败名裂而不恤；恶之则非常痛恨，当艰难困苦之遭，且出一泼辣手段，殄绝私仇，以泄昔时之忿。……天道无凭若有凭，叶赫亡清之谶，其信也夫！[49]

慈禧后之喜谀好奢，曾见近今印行之《清宫五年》记，……拳匪之乱，联军入京，为慈禧后一大惩创，至回京以后，不思发愤图强，犹恋恋于珠宝首饰，宝非所宝，不亡何待？[50]

隆裕后尚无亡国之咎，不过慈禧当国数十年，天人交怨，特假隆裕以泄其忿耳。慈禧考终，不及见逊位之祸，慈禧其亦幸矣哉！[51]

外国

据宣统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的记述，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中译版作伊丽莎白，应为误译或原文讹误）曾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41]

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中说：少数几个见过这位太后的人将她叙述为一位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性。她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态度高贵而傲慢，嗓音中带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绝对的威严。[28]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中说：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布莱克伍德氏杂志》评论道：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最有趣的名人无疑就是被我们称呼为太后的那位女士。太后在垂帘听政期间处于每一个带有改革性质的运动的前列，其统治的性质只能从这一时期的性质加以判断。由于意志和感觉缺乏一个赖以遵循的明确中心，外交失败了。它的杠杆找不到支点。于是在中国获得成功的永远只有依靠军事力量。与太后这么一个女人就真的大不可能打交道吗？[29]

W·A·P·马丁在《中国的觉醒》中说：在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几乎断送了性命和权力，但是她也从戊戌变法中收获良多，她开始变成一个支持革新政策的人。事实上，她远远胜过她的外甥光绪皇帝。“太后万岁！”“太后将来会登上大位！”在她的一生中，人们全部指望她来不断地推进她非常热心支持的目标。她牢牢地掌握着权力，她的涌起国说，敢于引导国家的战车驶上一条从来都没有走过的新路。她知道，她可以依靠那些总督和巡抚的支持，这些人都是她亲自任命的。她也知道，改革的精神已经传遍了这片大地，百姓都会从心底支持她。

美国驻华大使康格的夫人在《中国来信》中说：慈禧太后第一次接见来自外交使团的七位女士是在外交大臣的努力和督促之下才得以实现的。1900年的动乱结束之后，宫廷回到北京，太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她主动发起了很多次会见的邀请，大家自然都接受共进午餐。在私人会见时，这位伟大的女性才会表现出她的机智和女性魅力，以身为女主人的光彩和吸引力。她会拉着客人的手，以最关切的语气询问我们进宫的旅途是否疲倦；她会在夏天抱怨天气的寒冷；只要食物不合我们的口味，她就很着急；她会以最亲切的口气告诉我们能够见到我们是她的福气。她能够让所有客人着迷，即便之前她们存在偏见，她对每一个客人都能关照到，这也展现出了她身为女主人老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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