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执政

纪年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之“共和”元年。

这一年(前841年)，西周镐京的“国人”因不堪历王的暴政，举行了暴动。结果是厉王被逐于彘(今山西霍县)，天子大权由他人执掌，直至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然而，“'共和’年间执掌国政者是谁”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周公、召公，一说是共伯和。

前一说源于《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共和”两字，前一字为副词，后一字为动词，意谓两公和衷共济，代周王行政，从司马氏说的古代著名学者不少，如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李贽(《史纳评要》)等，后一说源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夺)王位。”

此谓因共伯和其人代行王政，故而称“共和”，从《纪年》之说的学者亦不少，如郦道元(《水经注》)、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

延至现代，史学家们的观点仍分为两派，范文澜、李亚农、林汉达等学者认为从《史记》说为当，他们认为，当时“国人”起而暴动，仅限于反抗厉王过度的暴政，本意并非要推翻文武以来的王统，只指望由较厉王仁贤的统治者来代替厉王。

当时，周公是宗周的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并且曾谏阻厉王勿以暴虐弭谤。周、召二公得到国人的拥戴是很自然的，贵族共和在当时实不失为一种适合情势的政治制度。

再者，根据史籍所载，共伯和是卫厘侯之子，《史记·卫世家》载:卫厘侯卒，长子共伯余即位，其弟共伯和袭杀其兄，夺得卫主之位，此即为卫武公，然而，据《史记》年表，卫厘侯十三年，厉王出奔。厘侯二十八年(前827)，周宣王立，卫厘侯四十二年(前812)屋侯辛，共伯和(武公)嗣位，然而，此时已是宣王十六年。也就是说，厉王出奔时，厘侯尚在位，共伯和还只是侯国的一个世子，年岁亦小。在春秋时期。

世卿权重，尚不敢于诸侯之位，共伯和作为侯国一世子，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西周，岂能轻易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另外，史书多载共伯和有贤名。如《吕氏春秋·开春论》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稚矣。”

又《鲁连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但正是这位甚有贤名的共伯和，同时犯下了杀兄和夺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有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说，以讹传讹了。

***、顾颉刚、尚钺诸人则认为当从《纪年》。他们认为，共伯和乃海内皆知好行仁义之人，因而在厉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动荡之际，“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鲁连子》)，恰好合乎当时人的意愿，当时他虽然尚是世子，仍可“干王政”。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厉王被逐时，“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之语，杜预注“间”为“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其虽未言明“释位间政”者是谁，但可推知必是在外诸侯。

孟康注《汉书》云“共伯.人为三公者也”也可作为证明。进而言之，《国语》有“昔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做于国曰……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的记载，武公年九十五岁作《懿戒》，其卒年必不在此年，假若就在这一年，则据《史记》年表为平王十三年，推算知其当生于“共和”纪元前十九年，至“共和”元年已二十岁，如享年百岁，则“共和”之始年二十五岁。大凡有过人才智者，不必定待及壮年而后才有所为。何以断言身为世子的共伯和年仅二十，就不能“干王位”?

当时国势颠荡，亟须一位能控制局势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们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无不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微、但习以为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对于暴虐的周厉王进行取代这一具体问题上。共伯和不杀太子静，后又还政于宣王，这种审度时势而定进退，尊而不喜，废而不怒，正是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与才能的表现。

司马迁照理是应读过西汉所存战国时的书的，《史记》录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诸子书中记载不少，他必无不知之理，但为什么他没提共伯和“干王位”之事，而别创周、召两公“共和”之说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氏以为摄行王政是一件大事，而这样的大事不见于孔子之书不足信，于是把共伯和干政之说视为百家杂说，删去了共伯和干政之事，但“共和”纪元不能废，于是他循周初成王时周公旦代王政故事而衍成臆想之说。

两说并存久远，现在一般的通史或历史教材有取《史记》说(或将《纪年》说作为备注附于此说之后);有取《纪年》说;有的干脆不注明谁人执敢，只言“诸侯共管”。两说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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