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物的新招牌(1)

现代最伟大的诗人把世界看成一片大海，上面有许多航行的船只。每当这些小船彼此碰撞时，就会发出“美妙的音乐”，人们将之称为“历史”。

我想借用海涅对大海的比喻，不过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我也有一个喻义。我们小的时候，很是喜欢往池塘里扔石子。石子溅起优美的水花，然后美丽的涟漪就会一圈一圈地向四周散去，好看极了。如果有现成的砖头（有时刚好是这样），还可以用果壳和火柴盒做成一支“无敌舰队”，然后把这支小小的舰队送入一场人为制造的惊涛骇浪。不过扔砖头的时候可不能失去平衡而掉进水里，否则回家就别想吃晚饭了。

在成年人专有的世界里，同样的娱乐并不是完全无人知晓，只不过结局糟糕得多。

阳光普照，一切都宁静平和，划船的人欢快地划着桨。这时突然闯过来一个胆大的坏男孩，抱着一块大石头（天晓得他是从哪里搬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阻拦，他已经把石头扔进了池塘的中心。随后便是一阵大乱。有人说:“谁干的！揍他！”也有人说：“算了，让他走吧。”还有些人看见这小男孩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心里痒痒，于是也抄起手头没用的物件扔进水里，溅了人人满身的水。这故事的结局通常是，你动手我也不示弱，最后是一场混战，数百万人打破了头。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男孩。

特洛伊的海伦迷人惊艳，也是这样胆大的一个坏女子。历史上到处都有这种人的踪影。

但是最坏的作恶者，还是那些把麻木不仁的精神死水作为游戏场，用思想玩这个游戏的恶毒小人。我相信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憎恨这些人，如果这些人不走运被捉住，就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

想想他们在近400年中造成的破坏吧。

布满整个世界的大海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头领。中世纪森严的护城河映照出一个色彩、结构都很和谐的社会，它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人们喜欢。他们喜欢看到自家小房子的红砖墙与教堂高塔阴森的灰色交织在一起，那些高塔俯瞰着他们的灵魂。

这时，文艺复兴溅起的水花出现了，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但这只是个开始。可怜的人们尚未完全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那个凶神恶煞的日耳曼僧侣就拉来满满一车专门准备的砖头，把它们纷纷投进了教皇的内湖中心。这的确太厉害了，难怪经过3个世纪世界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过去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常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只看到了动荡，便认定涟漪是由同一个原因引起的，只是名字不同，一个叫文艺复兴，一个叫宗教改革。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得更清楚了。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所宣称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为了达到最终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经常对彼此心怀敌意。

它们都崇尚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在中世纪，个人完全被群体淹没。人们不能像约翰?多那样，做个来去自由的机灵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去哪个教堂就去哪个教堂（或者哪个也不去，这取决于他的嗜好）。那时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一直到死，从柴米油盐到精神思想，都必须按照一本僵硬刻板的手册过日子。这些小册子则教导人们，身体不过是从大自然母亲那里随便借来的劣质长袍，除了暂时容纳不朽的灵魂之外，没有丝毫的价值。

它教人们相信，眼前的世界只不过是辉煌来世的中继站，应该以极大的轻蔑来看待。就像一个以纽约为目的地的旅行者不会过于重视昆斯顿昆和哈里法克斯的住宿一样。日内瓦城

现在再来看看约翰多，他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里尽一切可能地幸福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位神仙教母，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她们说：“起来吧，高贵的人，从今以后你就是个自由的公民了。”

于是，约翰问道：“我自由了能够怎样呢？”

这两位神仙教母的回答却大不相同。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美。”文艺复兴答道。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宗教改革正言相告。

“你可以自由地追寻过去的印记，那时的世界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王国。你可以自由地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心中曾经拥有的理想，你可以自由地把宇宙变成你永恒的实验室，这样你就可以洞悉她的一切秘密。”文艺复兴这样向他承诺道。

“你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的词句，如此一来，你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你的罪孽也会得到宽恕。”这是宗教改革的忠告。

说完这些话，她们便转身离去了，只留下可怜的约翰多。现在他有了一份新的自由，但是新的自由却比过去的束缚更令人难受万分。

很难说幸或者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便与既定的秩序和平共处了。菲迪亚斯和霍拉斯的后继者们发现：对官方规定的上帝真心信仰与表面上遵守教会的规定，完全是不同的两件事。只要你记住把赫拉克利斯神说成是施洗者约翰，把天后赫拉称为是圣母马利亚，就可以放心地绘制你的异教图画，创作你的异教十四行诗，不必担心遭遇什么惩罚。

他们就像那些到印度去的旅游者，遵守着那些在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法律，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准进入庙堂，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游逛，而不会有什么惊扰。

但是在路德的忠实追随者的眼中，最细枝末节的东西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情。《申命记》《圣经?旧约》的第5卷，一般认为是摩西所作。中一个弄错的逗号，恐怕就得流放他乡；要是弄错了《启示录》中的一个句点，那就要被立刻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愉快妥协简直就是一种懦夫的胆小怕事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了，从此再没有碰过头。

从此以后，宗教改革单枪匹马地应对整个世界。他披挂着正义的铠甲，随时准备捍卫自己最神圣的东西。

开始，反叛的大军中几乎全都由日耳曼人组成。他们英勇无畏地战斗、受难。但是北方民族之间的互相嫉恨成了他们的致命伤和祸根，很快便削弱了他们的努力，于是他们只得接受停战。导致最终胜利的战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提出来的。路德退在一旁，给加尔文让了路。

早就该如此了。

就在那所伊拉斯谟度过了许多不愉快时光的巴黎大学里，有一个蓄着黑胡须、腿有点瘸（被高卢人炮弹击伤的结果）的西班牙青年伊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率领一支天主教新军，扫清世上所有的异教徒。

只有狂热者才能战胜狂热者。

只有像加尔文这样坚定不移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16世纪的日内瓦，可是我也深深感激，16世纪有一个日内瓦存在。

如果当年没有日内瓦，20世纪的世界将会糟糕得多，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身陷囹圄。

罗耀拉这场辉煌战斗的英雄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略小几岁。他的出生日期是公元1509年7月10日，出生地是法国北部城市诺杨。他出身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为教会低级官员，母亲为酒馆老板之女。父母生养了5男2女。加尔文少年接受教育时的特点是聪慧、简朴、做事井井有条，不吝啬，细致入微，讲求效率。

加尔文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儿子，本来计划去当教士。他的父亲有一些有影响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一个好点的教区。还不满13岁，他就在家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有了个小小的职务，有一笔数目不大但很稳定的收入。他就靠这笔钱在巴黎一所好学校读书。他是个出众的男孩，每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留意那个小伙子，太有出息了！”

16世纪的法兰西教育体制完全能够培养好这样的孩子，充分发挥他多方面的聪明才智。19岁时，加尔文已经被获准讲道，他后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副主教，似乎是已经注定的事情。

但是，加尔文家中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在教会的升迁又过于缓慢，而学法律机遇则多一些。况且，当时正是宗教大动乱时期，前途难料。一位名叫皮埃尔?奥里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翻译成法文，当时加尔文正好在巴黎，经常跟这位远亲在一起。一家之中有两个异端是不可相处的，于是加尔文背起行囊来到了奥尔良，拜在一位老律师的门下，学习诉讼、辩论和起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这里，也发生了和巴黎一样的事情。一年还没有结束，这名学生就成了老师，辅导那些不太用功的同学学习法学概论。很快他就掌握了所有应会的东西，准备好开业了。他的父亲热切希望着，有朝一日儿子可以与那些著名的大律师分庭抗礼，能够仅仅凭借着一条主意就拿到100元金币，远处的贡比恩法国中北部的一个城市。国王召见时还可以坐着四轮马车到前往。

但是这些梦想未能成为现实，加尔文根本没有从事律师工作。

他回到了最初的爱好。他卖掉了法律文摘和法令全书，专心投入了收集神学著作的工作，郑重其事地开始了使他成为2000年来最重要历史人物之一的历程。

不过，他钻研罗马法典的那些岁月，为他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他决不会凭感情研究问题了；他体察万物，而且感受深刻。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件吧，这些追随者落入天主教徒之手，并且被判处用文火慢慢烧死。在无助的痛苦之中，他们把这些信件视为人世间最精美的东西。信中表现出对人类心理细致入微的理解，堪称优雅的传世之作。这些可怜的受难者一直到死都在心中默念着一个人的姓名，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将他们引入危难。

不，加尔文并不像他的敌人说的那样，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而且他竭尽全力地以真诚对待自己和上帝。对于任何一件事，他都必须先将其归结到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则和教义，然后才敢把它放在人类情感的试金石上去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听到他的死讯时说道：“这个异端的力量在于，他视金钱如粪土。”如果这位教皇是在称赞他的敌人丝毫不顾一己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从生到死始终是个穷人，而且拒绝接受最后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无法使他像从前那样挣到那笔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表现在别的方面。

他只有一个念头，他终生都围绕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冲动：寻找《圣经》中所揭示的真正的上帝。当他终于得到一个似乎能够压倒一切反对与争辩的结论时，便把它纳入自己的生活准则。从那以后，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从不计较自己决定的后果，于是他成为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多年以后才彰显出来，在转变信仰的前10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解决谋生这个十分平庸的问题上。

“新学”在巴黎大学的短暂胜利，希腊语词尾的变化，希伯来语动词的不规则变化，都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反响。但是当作为学界名流的校长也受到了这种新日耳曼教义的毒害时，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将那些（套用现代医学术语）“思想携带者”从校园中清除出去。据说，加尔文曾把他的几次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演讲稿交给了校长，于是他的名字被排在嫌疑犯名单之首。他的房间受到搜查，论文被没收，逮捕令也已经向他发出。

他听到消息，藏匿在一位朋友的家中。

小小学院里的风浪自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是在罗马教会里任职已经不可能了。

作出明确选择的时候到了。

公元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决裂了。几乎就在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一伙同学正在庄严宣誓，不久之后这种宣誓被写进了耶稣会的纲领。

从那以后，他们俩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先向东而去，但是一想到第一次进攻圣地的不幸遭遇，便收住了脚步，转身去了罗马，开始做那些令他声名远扬（也许该用臭名昭著之类的什么词）的事情。

加尔文则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一路漫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可以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读书、沉思，心平气和地陈述他的思想。

他正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爆发了战争，他只得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认识了法雷尔。法雷尔曾是法兰西宗教改革中迎接风暴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监狱中逃出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这个人张开双臂欢迎加尔文，并告诉加尔文在小小的瑞士公国里也可以成就辉煌事业，请求他留下。加尔文考虑了一段时间，随后就留了下来。

就这样，一场战争决定了新的天国要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去寻找印度，结果却偶然撞上了新大陆。

而加尔文本想寻找一个安静之所，在潜心读书和圣洁沉思中度过余生，却走进一座三等的瑞士小城，将它变成了一个精神之都。不久之后，人们便把大部分天主教领域变成了庞大的新教帝国。

既然历史能满足多种目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读小说呢？

我不知道加尔文家的《圣经》有没有保存下来。如果它如今还在的话，《旧约但以理书》第6章的那一页一定磨损得非常厉害。这位法国宗教改革家是一个谦逊的人，但时时要从那位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寻找安慰。那人曾被抛入有饿狮盘踞的深沟，可是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不致不明不白地过早惨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一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城中住着些令人尊敬的瑞士裁缝。他们一本正经地对待生活，但是还比不上这位新的宗教领袖，他像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传教讲道。

何况，还有一个叫做萨沃伊公爵的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在与萨沃伊家族无休止的争吵中，恺撒的后裔才决定与瑞士其他州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事业，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因此，日内瓦和威登堡的结盟就像一场各有好处的婚姻，与其说是因为两情相悦，倒不如说是基于共同的利益。

但是还没等“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传开，日内瓦湖畔就聚集了不下50个千奇百怪教派的狂热信徒，以极其旺盛的精力开始宣讲起凡人前所未闻的最怪异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底里憎恶这些业余的预言家。在仔细思索这些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之后，他充分意识到，这些人充满热情，但是误入歧途。待休息了几个月之后，加尔文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尽可能简明地制定了他希望自己的教民能够掌握的真与伪的界限，这样任何人都不能再挪用那个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规定呀！”他和他的朋友法雷尔亲自把10人分成一组，检查了全部的日内瓦人，只有那些宣誓效忠这部奇怪的宗教法典的人，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紧接着，他又为年轻一代编写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教义问答手册。

宽容（美国历史学家，亨德利克威廉房龙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