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曙光(2)

随着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译者注）的爆发，社会上那些旧的封建残余被扫荡殆尽。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原先官员中的一些人年事已高，无法改变生活习惯，典当了自己的勋章之后告别人世。然而，大多数旧官员还是顺潮流而动。这些人从幼年起就受到教育：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行业，不值得他们去劳神。也许商业的确是一种卑贱的职业，但是他们只能在办公室或是收容院二选其一。相对来说，为了信念宁肯忍饥挨饿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巨变之后没过几年，我们发现原先的许多军官和政府官员们做起了从前来不碰的行当，而且干得心甘情愿。另外，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世代从事管理工作的家庭，早已习惯了与人打交道，所以相对而言更容易在新生涯中取得进展。现在，他们的幸福和兴旺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期望。

今天商业的情形，就类似1600年前的基督教。

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斯、罗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要想让他听命于一个从奴隶之子成为简朴牧师之人的训诫，大概不会太容易。但是这位牧师能够提供一些东西，恰恰是那个有着赫拉克利斯、罗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血统的年轻人急切希望得到的。因此，如果他们双方都很聪明（这完全是可能的），很快就能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融洽相处。这又是一条奇特的历史法则：越是表面上变化很大，实际上越是没什么变化。

自古以来，似乎就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小部分聪明人统治，大部分不那么聪明的人被统治。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伙人有不同的称呼，但无非总是一方代表强大和领导，另一方则代表懦弱和服从。它们曾经被分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君主，以及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不论在莫斯科、伦敦，还是在马德里、华盛顿，左右着人类发展过程的神秘规律一样起作用，因为它既不受时间也不受地点的限制。它经常以怪异的形式和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地穿上谦卑的外衣，大声宣扬自己对人类的热爱，对上帝的忠诚，以及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渴望。但是在这种令人心怡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而且还继续隐藏着原始法则的残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求生。不愿接受人具有生物性这个事实的人，常常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们把我们称为“物质第一主义者”“犬儒主义者”，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视为一本赏心悦目的童话故事，所以当发现历史是一门科学，遵守着宇宙万物都要遵守的铁律时，便大惊失色，说不定他们还会起来反对平行线公理，怀疑乘法口诀表呢。

逃离罪恶的世界我个人建议他们还是接受这些客观规律为好。

因为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在某一天成为对人类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广大群众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联盟。

如果有谁怀疑这一论述的正确性，那就请他到我前面所写的那些世纪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吧。他可以研究一下基督教最初400年间，那些伟大领导者的生平。

他定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原来的异教社会，一直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受到了这种新思想的吸引，并真心真意地接受了基督的教诲。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从效忠世俗的主人变为效忠天国的主宰，是因为升迁的机会对后者而言要大得多。

教会从其自身来说，总是通情达理的，不追究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么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而且还会细致入微、竭尽全力地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让那些向往过实际的、世俗的生活的人得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益的机会，而对那些秉性不同、信仰中有较多感情色彩的人，则尽可能地为其提供远离城市喧嚣的机会，以便其能够在宁静中思考生存的邪恶，甚至达到他们认为灵魂的永恒幸福所必需的个人圣境。

起先，过这种身心投入、静思冥想的生活是相当自在的。

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最初几百年间，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纽带，联结着远离权贵豪宅而居的穷苦百姓。但是当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世界主宰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了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的大量地产之后，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昔日的好时光”，那时真正的基督教徒每一天都是在祈祷和行善中度过的。为了能再次体会那种幸福感，如今只好人工地再造当年本是自然发展生成的环境。

追求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源起于东方。在其后的1000年中，它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为基督教会的武装库提供了一支忠诚的突击部队，可以用来有效地对付各种异端邪说。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吃惊。

在毗邻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几个国家中，文明已经极其古老，人们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单以埃及为例，自从尼罗河谷有了第一批居民，已经交替出现了10个不同的文明时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情况也是如此。生命的虚无，人类努力的徒劳，在昔日宫殿庙宇的废墟上都清晰地显现。欧洲的年轻民族也许会把基督教作为对生活的一种急切期望，作为对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的持续激励，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宗教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一种解脱。设想着死亡那一刻的愉快时光，他们可以从阴森记忆中逃离出来，躲进一片荒漠，在那里只有他们的悲哀和他们的上帝，而不必再面对可怕的生存现实。

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改革的事业似乎总是对士兵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更直接地接触到人类文明中的残酷和恐怖。不仅如此，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会一事无成。为基督教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勇士，原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中的一位上尉此处似应指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他曾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而第一位把那些精神流浪者聚集成组织的人名叫帕科米乌，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中的一个列兵，他是埃及人。在他服完兵役之后，就加入了一小群隐士的行列，领头的人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这群人离开了城市，在荒漠中与豺狗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似乎会引起种种怪异的精神痛苦，使人们过于虔诚，不是整天待在古老的石柱顶上，就是终日闷在废弃的古墓里面（这会使异教徒窃喜，真信徒悲伤）。帕科米乌决心使这个运动更有实际基础，于是成立了第一个宗教团队。从那以后（4世纪中期），聚集生活的隐居者开始听从一个指挥官命令，他被称为“大将军”，由他来指定一些院长（或主持），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则被他们看做天神的众多堡垒。

在公元346年帕科米乌去世之前，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斯已经把他的修道士思想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逃避世俗世界，逃避邪恶以及那些不依不饶的债主。

然而，由于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性格，帕科米乌的设想不得不作一些小的改变。在冬季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而且西方人更加讲究实际的头脑，也难以接受东方的神圣理想中沾满泥土污垢的形象。

所以，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会自问：“早期教会如此重视的那些善事有什么意义呢？让一群群狂热的信徒在远离尘世的潮湿山洞里苦苦修行，弄得瘦弱不堪，难道这样能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益处吗？”

因此，以西方人的观点，必须按照更加合理的方式改革修道院制度。这要归功于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城一位名叫本笃的居民，这个人总是被人称为圣徒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受教育，但是该城使他那颗基督教徒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于是他逃到阿布鲁奇山下的苏比亚克村，并在一片当年属于尼禄行宫的废墟中住了下来。

在那里他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3年。后来他的美德盛名传遍了乡村，渴望接近他的人蜂拥而至，多得足可以住满十几个像模像样的修道院。

于是他告别了穴居生活，成了欧洲修道院制度的规章制定人。他先是起草了一套组织法典，其中的每个细节都显示出他那种罗马人的秉性。修道士们宣誓遵守他的规章后，就再也别想过闲散的生活。

除了祈祷或者冥想，剩下的时间修道士们必须下地干活。那些年纪太大，不能干活的人，就被安排去教育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如何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他们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得本笃修道院在教育方面自成体系长达近千年之久。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获准培养了大多数具有特殊才干的年轻人。

作为辛勤劳作的回报，这些修道士们有着体面的穿着和充足的食品，还可以拥有一张床——可以在每天工作和祈祷之余，躺在上面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修道士们不再仅仅是一些逃离世俗生活和种种义务，一心为灵魂的来世做准备的闲汉。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必须在漫长而痛苦的考察期内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尊严，还必须积极地参与传播天国的权势和荣耀。

宽容（美国历史学家，亨德利克威廉房龙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创文学网http://www.tcwx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