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 位于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是当时专门收容年轻妇女的难民所。
金陵女子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建立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30 年金陵女子大学改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女子大学。
校园建筑设计古典优雅, 享有“ 东方最美丽的校园” 称号。
但是,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之时, 这所神圣美丽的校园却成了日军野蛮实施性暴力的重要场所。
尽管金陵女大属于美国的教会学校, 而且位于南京国际安全区内, 并有美国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的保护,
但是,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面对失去人性的日本士兵, 金陵女大绝不是女性避难的“ 世外桃园”。
金陵女大难民人数一直在12000 至13000人左右。
金陵女大收留的难民大部分是没有结婚的姑娘和年轻的妇女。
在魏特琳日记中, 记录的日军在金陵女大的性暴行,
最早的案例发生在1937年12月17日,
最后一个案例发生在1938年2月14日。
金陵女大作为著名的女子大学, 又是专收年轻妇女的难民所, 自然成了日军官兵垂涎之地。
不但士兵常来“ 光顾” , 就连官长也常借查问、了解情况或参观的名义进人校园。
尽管他们有许多借口, 但奸淫年轻美貌的妇女却是他们最大的企图。
白天, 由于有魏特琳等人在学校大门把守, 日本兵要进来施暴并不容易,
于是他们“改变方法, 晚间越墙进去“摸彩” 。
当时日本兵把到金女大强奸妇女的勾当称为“摸彩”。
据侵华日军自己回忆其所在的中队当时驻扎在金陵女子大学附近, 有一个月期间成为南京直接警备部队。
女子大学附近, 有美国领事馆、军司令部、师团司令部等等, 入城仪式一结束, 其他的部队不得不出到城外去。
在金陵女子大学有5000 左右的人避难, 其中三成是学生, 女性占很多。
将校和军官一来就说:
“ 进去一会儿。” 就进到大学中去。
其他部队的将校也来过, 地位较低的守卫日军只有视而不见。
女孩子被强奸的喊叫声经常可以听到。
女性被装满在卡车上带走,一辆车的货厢装大约装50人左右。
士兵乘坐在上面, 并罩上帆布。
在这里强奸几乎是每天都有的。
当南京被日军攻占的消息传到东京之时, 东京各大学立即组织青年学生沿着日军攻占南京的路线进行参观旅行, 以激励他们为天皇效力。
当旅行团成员来到南京时, 由南京特务机关的职员带着, 巡视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难民区的建筑, 当时日军军官向他们打招呼说:
“ 是东京的学生吧?看到中意的女孩子可以带走, 我们每天都在享受。”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1937年12月16日《魏特琳日记》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
几乎是同时,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整个城市一片血海。
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在南京沦陷后的六周内惨遭屠戮。
日军进入南京后,除了野蛮屠杀、抢掠之外,最普遍的罪行就是对妇女的性暴行。
究竟有多少妇女在这场劫难中遭到侵略者的蹂躏?
据当时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估计,发生在南京的日军对妇女的强奸案起码有2万起。
许多性暴行令人发指,
“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南京沦陷后,有大批女难民涌入。
原本估计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这里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地强奸、屠杀,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最多时超过1万人。
实际上,安全区对妇女来说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
特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聚集着这么多年轻女性,更被日军视为猎取猎物的主要目标。
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
他们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翻越围墙进校园,还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进来的,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搜一气。
16日一早,一百多名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士兵为由,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架起六挺机关枪。
他们备有一把斧头,遇到打不开的门就强行劈开。
魏特琳想起楼上地理系办公室还放着数百件妇救会为伤兵做的棉衣,急中生智将他们带到别的地方。
凡是带有中国军队痕迹的物品,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天黑后,这批原本打算留下来给难民御寒的棉衣被悄悄烧掉。
这一天,也即日军进城第4天,拉贝在其日记中写道:
昨夜里1000多名姑娘被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
一位美国人说:
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17日,一名日军中士带着一队日本兵开着卡车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搜查中国士兵为借口,将魏特琳和另外三名外籍人士控制在校门外,强迫中国职工集体跪在门口,一个日本兵打了魏特琳耳光,其余的士兵趁机跑进大楼挑选并强行带走12名年轻姑娘。
张连红在1999年曾和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东史郎会面。
东史郎告诉他,当时他们这些驻扎在南京的士兵都知道,“金女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收容了许多年轻姑娘。
日军是三五成群,不分白天夜晚侵扰,有时就在“金女大”校园直接施暴。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趁着夜色翻越校园围墙,在黑暗中抓走妇女。
日本士兵中,对这种行为称之为“摸彩”。
门房杜师傅的妻子赵政莲回忆,她当时睡在门房里,经常能听到卡车开进来的声音。
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女难民们便用泥或锅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有湿手巾,一个一个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去。
在那些孤立无援、极度恐惧的中国人眼里,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
对于学院中竖立的中立区标志,日本兵根本不当回事。
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孺,更是他们肆意凌辱、屠杀的目标。
只有欧美人相貌的魏特琳出现并大声叱喝,他们才会收敛。
魏特琳每天奔波在学校的各处,将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夺回来。
人们听见她隔老远就怒气冲冲地大喊:
这是美国学校!
拉贝则在日记中这样描述,
魏特琳“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当日本士兵的暴行变本加厉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她走在100多名女难民队伍的前列,带着她们走向大学难民收容所”。
对于暴行,魏特琳没有表现出一丝畏惧,但最让她心痛的,却是这些中国女人的遭遇: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她的日记,被愤怒和痛苦填满了:
“假如日本妇女们知道她们的士兵——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所加诸中国人的野蛮和残酷,我不知道她们该作如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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